自1970年代中期以来，猎巫运动研究迈进了它的黄金时代。然而，猎巫运动作为“欧洲历史中一个最无法理喻的章节”，它为什么在“理性时代”来临前夕发生以及带来猎巫运动的社会进程和动力机制研究仍然饱受争议，而且，1970年代中期以来的大部分历史学家的经验式研究使这一困惑更形突出。与此同时，最近十年来，那些主要借助社会人类学方法研究巫术的学者已经淡出猎巫运动研究。基于大量的一手和二手猎巫运动研究文献，该文的研究方法将完全是史学式的，并且将摈弃“宏大叙事体”。该文以米歇尔·福柯和费尔南·布罗代尔为板样，运用他们的“谱系学”和“整体史”研究方法，对猎巫运动的动力本身进行分析，以及分析猎巫运动背后的历史语境。 论文主要分成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学术史，述评和分析自1870年代以来的西方巫术和猎巫运动研究，并且对猎巫运动研究100多年来的主要学者、著作和争论进行分析。 第二部分分析中世纪欧洲的巫术信仰和巫术审判。该文分析了巫术的起源，巫术的种类，以及自《圣经》时代以来天主教会对巫术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作者认为，巫术信仰和巫术审判在中世纪一直存在，然而，基督教会最早的主要迫害对象并非巫士。 第三部分剖析猎巫运动的迫近和文艺复兴时代的关联。文章认为，巫术信仰在文艺复兴时代“复兴”了，并且，在教会和鬼神学家的强调下，呈现明显的增长态势。在这个现代化起步阶段，巫术审判的对象越来越针对女巫，换言之，猎巫运动中典型的巫士形象在文艺复兴时代已经成型。与此同时，文艺复兴时代大众和精英对恶巫和恶魔巫术的关注超越了中世纪以来的任何时段。 第四部分分析宗教改革带来了猎巫运动的高潮。该文认为，无论对于正在改革和现代化的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而言，巫士与异端一道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宗教改革后的教会理论以及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之间的冲突和斗争的需要将“去魅”和“合理化”放到了中心位置，教会理论强调撒旦在巫士的帮助下与上帝为敌，由此加强了大众普遍的巫术信仰，以及对巫术的恐惧。进而，恶魔化的巫士成了大转折时期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一，人们相信巫士对基督教信仰和社会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巨大威胁。作为结果，1570年-1640年猎巫运动高峰期间，主要正是社区中的邻居之间存在恶巫和恶魔巫术的指控。该文认为，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需要为猎巫运动注入了直接的动力。 第五部分剖析猎巫运动的高潮与近代早期气候、社会、政治和经济变迁的紧密关联。文章认为，在近代大转折早期，在教众的反教权情绪越来越高涨，妇女的职业角色发生转移等等背景下，教会和认信主义国家将巫术审判当作规训大众、迫害和政治斗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其目的是加强教会、国家的信仰统一和权威。尤其在近代早期经济困境和生态灾难的大背景下，许多基督徒将他们的苦难归咎于可恨的巫士，而巫士则为他们和社会的种种灾难提供了答案。与此同时，该文认为，当巫术审判和国家的政治整合等等需要吻合的时候，猎巫的烈度就会更高。 作为结论，该论文将猎巫运动看成是现代化早期形式的大众疯癫和迫害，看成是大转折和现代化早期激烈阶段的产物。论文认为，猎巫运动满足了处于下降中的教会和处于上升中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种种诉求：维护权威的需要，垄断规范的需要，满足大众不满情绪的需要，政治斗争和迫害的需要等等。换言之，论文旨在展示以宗教改革、政治和社会变迁为标志的大转折与猎巫运动的同步性，进而展示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复杂性和诡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