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后期，翻译批评研究范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翻译研究者不再局限于把翻译看成文字的对比和语言层面的转换，也不再局限于原文和译文这两个封闭的系统，而是将视野扩展到更广阔的社会大背景之中。“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和历史的现象，将译本放回到其产生的历史社会文化等动态语境中去，客观的描写实际发生着的翻译现象”[周领顺，2010(a)]。周领顺教授构建的“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正是为迎合这一要求而进行的具体化的尝试。　　 “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关注译者的社会性和社会化行为，认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以语言的转换为本，同时也兼顾了读者或其他务实社会的因素，使得译者处于以“求真”与“务实”为两端的统一体之中，译者总是努力在这两者之间保持理想中的平衡，既保持翻译作为翻译的根本，又要努力达到翻译的社会功能。连续统评价模式实际上从两个视域看待译者行为，首先从语言性看待译者的翻译行为：有多大程度的“求真”、“求了多少的真”，其次从社会因素，考察译者的社会性和社会化程度：有多大程度的“务实”，“务了什么实”，同时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性动因。两个视域的分离和融合，更全面地描述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轨迹。本文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的思想指导下，对自译行为进行两个维度的比较。　　 作者翻译自己作品的叫自译，它是翻译现象中很特殊的形态。虽然国内的自译作家不少比如张爱玲、林语堂、萧乾、卞之琳、白先勇等，之前却很少有人对此做过深入的探讨，但是从2000年以来，国内翻译研究界开始关注这一特殊现象，并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张爱玲的《金锁记》为个案文本，通过文本对自译者张爱玲的行为进行了相关的研究。　　 张爱玲的自译历时长，自译的频次高。她的《金锁记》于1943年发表于上海的《万象》杂志，引起了文学界不小的反响。迁居美国后，张爱玲于1956年将《金锁记》翻译成英文本《粉泪》(The Pink Tears)，但美国出版社拒绝出版，张爱玲修改后以《北地胭脂》(TheRouge of the North)之名，于1967年出版并于次年同译成中文版本《怨女》，又在1971年出版了《金锁记》直译的英文本The Golden Cangue。在28年的时间中，张爱玲四度自译《金锁记》，在中外翻译史上实属罕见。本论文选取张爱玲的两版英文版进行对比，首先在语言性的视域下从文本的求真度描述译者从“求真”到“务实”的行为轨迹，然后在译者行为社会性的视域下，分析“务实”行为背后合理的社会性和社会化动因。在描述的基础之上，笔者结论认为：效果度与文本求真度未必成正比，务实度的高低取决于译者行为合理度的高低，并且就自译者而言，当他的两个身份进行争斗时，译者身份彰显，求真度高，与原文的相似度就高；作者身份彰显，译者的社会性就更强，自译文和原文的相似度就低。同时，就目前翻译学界对自译是否为翻译的问题，认为自译者由于同时具有作者和译者的身份，所以在翻译中拥有比他译者更大的自由，自译的过程也是自译者二度创作的过程，可能导致自译文本和原文文本有较大的差异。自译是一种特殊的翻译形态，自译文难免成为翻译和创作的“混血儿”，而自译者也难免成为非彼非此的“蝙蝠”式译者。　　 本文分为四个章节。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自译的背景，国内外自译研究的现状，以及张爱玲自译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第二章阐述了本文的理论分析工具，即“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其中重点介绍了翻译行为与译者行为的差别以及“求真”和“务实”的辩证关系。　　 第三章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下研究张爱玲《金锁记》的两本英文的自译本的翻译间性，从文本的求真度描述译者从“求真”到“务实”的行为轨迹，并且从两个视域考察自译文本和自译者的行为。　　 第四章是结论和余说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结论以及自译是否为翻译的问题予以个人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