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义勇为处于立法与道德的模糊地带，近年来广受学界和实务界关注。我国目前的全国性法律文件中尚无对“见义勇为”的系统规定，仅在《民法总则》第183条、《侵权责任法》第23条中对“见义勇为”进行了抽象概括。而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对见义勇为的概念界定也截然不同，以致见义勇为的法律定位始终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学界对见义勇为的诸多基本问题同样存在较大争议。而在司法实践中，同案不同判、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的情况亦屡见不鲜。如何为见义勇为者提供合理的救济，实具深入探讨的必要。
　　本文重点从受益人补偿的视角探讨见义勇为者的救济机制问题。文章首先从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情况出发，对见义勇为的法律定位进行探讨，分析其与无因管理、义务帮工以及委托、运输等合同之间的区别，明确其构成要件。继而结合典型案例，分析同案不同判现象的成因，探讨确定受益人的补偿义务时需考量的具体因素，如监护人是否监护不力、特殊情况下是否存在多方承担责任的事由、见义勇为者自身有无过错、受益人利益是否实现、见义勇为者是否获得相关证书等。在此基础上，文章最后从现行法秩序的补偿救济体系出发，分析受益人补偿规则与一般侵权赔偿条款、安全保障义务条款、保险条款和《森林法》等特别法中的救济条款之间的关系，探讨不同救济机制之间的冲突及可能的化解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