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量闲散的农村劳动力外部转移涌入城市。根据调查,在外出务农的人员中,尤以男性占主导,留守在家的多为妇女,老人及儿童。男性的大量外出,一方面使得传统的农业劳动力有限供给不足,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另一方面传统观念上的养老责任主体——“儿子”缺位,传统的仅仅靠“养儿防老”的格局难以维系。此外在农村,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生育率大幅降低,核心家庭增多,农村家庭养老资源减少。尤其是农村纯女户及多女户的出现,女儿参与养老成为现实选择。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父权制下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和统治,女性不再居于附属地位,在日常生活中不再全然服从丈夫的安排,特别是经济地位的提高让女性对家庭财产的分配有了更大的发言权,从而得以给予父母更多的养老支持,并且女性所特有的“顾娘家”情节,为其为父母养老支持提供了动力。现如今,女儿参与养老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现有关于女儿养老的实证研究多是从外在因素来考察该现象出现的原因,缺乏系统研究女儿养老的行为机制。女儿养老属于家庭代际互动,笔者通过阅读文献发现,对于家庭代际互动的影响大多从伦理视角与理性视角考察,故本文继续沿用这两种研究视角,并对比研究哪种分析路径对女儿养老的解释更有利?基于理性主义分析路径,分析家庭经济资本与女儿养老的关系,并研究女性家庭权力是否对于家庭经济资本与女儿养老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基于伦理主义分析路径,分析孝道观念与女儿养老的关系,并考察情感亲密度是否会在孝道观念与女儿养老这二者之间起着调节机制的作用。研究结论表明,首先,在农村,女儿养老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不论是经济支持还是生活照料抑或是精神慰藉。其次,基于理性主义分析路径发现,家庭经济资本、女性家庭权力都能显著地正向预测女儿养老。并且,女性家庭权力提升在家庭经济状况与女儿养老之间起部分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在经济支持与精神慰藉这两项养老内容是显著的,但在生活照料上,女性家庭权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再次,基于伦理主义分析路径发现,孝道观念与情感亲密度的不同水平也会显著地正向影响到女儿养老支持。并且,情感亲密度越好,孝道观念对女儿养老的正向作用越强烈,这种正向调节作用对女儿养老三维度的内容都有效。最后,对两种分析路径进行比较发现,在解释女儿养老时,不同的养老内容,适用的分析范式会有所不同。在解释经济支持时,基于理性的分析范式会更具有解释力。而在解释生活照料与精神慰藉时,伦理分析范式的更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