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的爬坡攻关阶段，推动发展方式加速转变、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增长动力实质转换，绿色发展是开创经济发展新格局的重要途径，而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绿色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党的十九大也提出要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由于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技术外部性和环境外部性的“双重外部性问题”，导致市场失灵，缺乏提供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政府环境政策工具是纠正市场失灵和引导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我国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相对滞后，地区间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环境政策存在差异性，还会产生策略竞争行为，这些都会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效果。因此，如何科学合理的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制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挖掘环境规制驱动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机制，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区域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现有的研究大多侧重对技术进步、广义型技术创新或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的分析，较少强调清洁或绿色导向，采用的指标和方法也相对单一，对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的处理较弱，这些都会造成研究结论产生偏误。此外，也没有充分考虑环境规制政策在类型、时间、区域、行业等方面的异质性，对其传导机制分析不足，“波特效应”的内在机理依然在黑匣子里模糊不清。
　　鉴于此，基于外部性理论、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和波特假说理论，构建含绿色技术创新的两部门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路径和稳态，探讨了政府补贴的作用和最优环境政策的设定，还对模型进行拓展分析了企业进入—退出机制和地区间环境规制竞争行为的影响；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考察了我国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基于时间动态性视角，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方法检验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非线性效应，并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不同城市区位、规模和类型等方法考察了环境规制影响的异质性；基于空间依赖性视角，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方法检验了地区间环境规制竞争的存在性、表现形式及其对本地—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通过产业转移和政府补贴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传导机制；基于微观案例视角，采用PSM-DID方法评估2007年排污权交易试点这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环境规制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机理。
　　本研究有助于宏观把握我国环境规制体系和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现状，从而科学合理的设计和实施环境政策工具，引导企业技术创新偏向绿色清洁方向，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从时间和空间维度、静态和动态视角、宏观和微观层面，聚焦“绿色”技术创新，多角度多层次考察了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动态性、异质性、空间关联性及其传导机制，有助于揭开“波特效应”内在机理的黑匣子，拓展了以往研究的单一性和局限性；综合运用了ESDA、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中介效应模型、PSM-DID、DDD、工具变量法、sys-GMM和GSP2SLS等多种统计、计量和估计方法，有助于克服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增强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
　　(1)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时空特征。采用空间四分位图方法发现，2000-2017年中国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整体水平不高，但不断提升，从低水平阶段向中等水平阶段快速发展；采用Moran’I指数发现，我国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现象，且集聚水平不断增强；采用Moran散点图和LISA聚类图发现，我国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整体上呈现“高-高”和“低-低”的两极化空间集聚态势，表现出“沿海-内陆”和“空间俱乐部”的分布特征，东部沿海和城市群区域处于创新“高地”，而西部地区和小城市则呈现创新“洼地”。
　　(2)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sys-GMM估计方法发现，环境规制对当期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仅表现出抑制作用，对其滞后一期则表现出“U型”的效应，即“波特效应”存在滞后性；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发现，环境规制的非线性效应存在双重门槛，跨过拐点后促进作用开始慢慢显现，在第二重门槛值之前正向作用较弱，之后才逐渐增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当期绿色技术创新表现出显著的负面影响，对其滞后一期具有“U型”效应，但促进作用较弱，基于信息型环境规制的政策效果并不显著；对东部城市和大城市的当期和滞后一期均表现出“波特效应”，对中部地区和中等规模城市的滞后一期才具有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和小城市的效果不显著；两控区城市的滞后一期表现出U型效应，资源型和非资源型城市的滞后一期也具有这种U型作用。采用排污费和综合能源价格指数衡量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也表现出“U型”效应，采用空气流通系数作为工具变量的检验也证实了以上结论的稳健性。说明“波特效应”在城市层面成立，且这种效应表现出滞后性、动态性、阶段性和异质性的特征。
　　(3)地区间环境规制策略竞争的形式及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基于地理距离空间矩阵、经济距离空间矩阵和经济地理距离空间矩阵等六种权重，发现我国地区间环境规制存在策略竞争行为，表现为“逐底竞争”和“标尺竞争”共存的非对称形式，仅地理邻近地区倾向于“逐底竞争”，而地理距离和经济水平都相近的地区存在“标尺竞争”，尤其是地理距离可“时空缩减”地区(如高铁或城际联通地区)或一体化城市群地区(如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长期中这种策略竞争行为表现出差异化和温和化。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和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时间维度的“累积效应”和空间维度的“同群效应”。在地理距离倍速邻近且经济水平相似的地区，城市间倾向于跟随学习共享知识技术，环境规制引起良性竞争，本地环境规制对本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效应，邻地对本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现“倒U型”；仅地理距离邻近或仅经济水平接近的地区，城市间为抢夺生产和创新资源要素，环境规制引起恶性竞争，本地和邻地环境规制反而表现出对本地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
　　(4)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传导机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发现，由于地区间存在环境规制竞争，行业企业面临异地迁移和就地创新的决策选择，环境规制对本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先降后升的“U型”效应和对邻地先升后降的“倒U型”效应，是通过产业转移和政府补贴来实现的；环境规制会引致污染产业的跨区域迁移，降低本地污染产业比重而提高邻地比重，短期内会减少本地研发投入而邻地相对增加，从而本地绿色技术创新减少而邻地增加，但长期中本地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而邻地污染密集型产业不具可持续性，从而本地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高而邻地降低。本地政府的绿色补贴在短期内促进作用较弱，长期中正向作用逐渐显现，政府补贴对环境规制与本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存在“倒U型”的调节效应，行业企业的清洁技术研发在初期对政府绿色补贴需求较大，激励效果较好，但如果这种政策持续较长，就会产生补贴依赖和“创新惰性”，反而减少研发投入转而投资其它项目，产生挤出效应，激励作用降低。
　　(5)环境规制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微观机制。以我国2007年实施的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PSM-DID方法评估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发现排污权交易政策激励了试点地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和国有企业，对出口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大，相对于清洁行业，对污染行业企业的影响更大。一方面，排污权交易政策刺激了市场对绿色产品服务的需求，降低了技术研发的风险和成本，企业将增加绿色项目研发投入，激发“创新补偿效应”，拉动试点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高；另一方面，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给企业带来交易收益，将污染外部性内部化，发挥“资源配置效应”，诱导企业优化企业资源配置规模和结构，加大对绿色技术项目的投资，提升技术储备和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
　　综上，应该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性和效果异质性，精准施策，因地制宜的制定和实施环境政策工具，推动跨区域环境治理协同联动，建立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和服务体系，调动企业创新主动性和公众参与积极性，构建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建立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形成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