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爱国知识分子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近代百年乡村建设史中的重要一章。根据供全国乡村建设者交流工作经验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所留有的会议记录,可发现山西省有三个乡村建设团体活跃其中。他们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其实践活动值得后人铭记和研究,但考察学术界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关于民国时期山西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并不充分。民国山西省与乡村建设运动联系密切,在这场社会运动未成规模前,便存在有阎锡山政府的村政建设作为前身。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农村经济普遍破产和中国国难加深的社会背景下,在地方自治运动与乡村教育运动的双重推动下,山西社会团体的乡村建设运动应运而起。其中严慎修与山西乡村建设研究会在太原晋祠进行的实践活动,可视为对村治派的一脉相承,由地方自治转变为乡村建设;而铭贤学校在太谷县贯家堡农村服务实验区的实践活动,是受燕京大学及清河实验区所影响,由教会学校转变为农业学校,并建立农村实验区开展乡村建设活动。而黄丽泉与农村教育改进社在阳曲县呼延村的活动,则是受乡村教育运动的代表——中华职业教育派和晓庄生活教育派所影响,由关注农村教育演变为乡村建设。本文尝试选择全国乡村建设讨论会上留有记录的三个山西社会团体,将他们的实践活动加以联系、对比,从整体上把握山西社会团体的乡村建设活动。山西乡村建设的特殊之处在于政府的农村建设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山西社会团体的乡村建设被限制在政府的政策法规之下,存在着出现时间晚且持续时间短,规模不大且较为分散的特点。因此,尽管政府的村政建设在农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山西未能在全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崭露头角,诞生独树一帜的乡村建设代表团体。山西乡村建设者的探索在特殊的时代条件下以失败告终,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他们留下的众多质量上乘的社会调查报告,是了解民国时期山西农村社会的宝贵材料。其涉及农村合作化道路、村民自治、教育改革、医疗卫生改良等方面的诸多观点和方法对于当今和平发展年代而言,也不无参考和借鉴价值。他们做了超越那个时代的探索与努力,历史是不容忘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