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伍迪·艾伦的电影创作中,一以贯之地大量存在着由角色讲述故事的叙述模式,本文所探讨的就是伍迪·艾伦的影片中明现叙述者讲述故事的情况。明现叙述者和大叙述者视角的交叉与合一使得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主题意义得以有效地表达。本文所着力探讨的正是伍迪·艾伦的电影中,元叙述与次叙述、大叙述者(隐含作者、大影像师)与明现叙述者(角色叙述者、视觉化叙述者)之间的合一与分离所产生的意义表达效果,以及从此角度所透视的伍迪·艾伦电影前后期创作观的嬗变。本文将伍迪·艾伦电影中的明现叙述分为两类,一类是明现叙述者对他人故事的讲述,一类是明现叙述者对自身故事的讲述。本文首先探讨的是伍迪·艾伦的电影中明现叙述者对他者故事的讲述,其中既包括独特的“讲解员”、新闻播报员叙述模式,也包括模拟古希腊悲剧中的“歌队”和刻意暴露虚构故事过程的叙述模式,同时还存在着由多个明现叙述者和明现受述者同时登场叙述故事的情况。本文认为,模拟纪录片讲解员的叙述模式以貌似全知视角的方式讲述故事是对影片元叙述进行构建继而颠覆的叙述模式,而这一叙述模式的确立无一例外地反映出创作者以权威叙述的方式反叛权威的指向。在“古希腊歌队”和刻意暴露故事虚构过程的叙述模式中,明现叙述者权威叙述地位的确立,增强所叙故事的戏剧性,凸现了故事的冲突矛盾和突转变化等戏剧性因素,从而使观者流连于影片叙事。多个明现叙述者的讲述行为为影片故事定下了基本的情感基调和观众接受的理想氛围,而明现叙述者和明现受述者叙述故事的场景和氛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叙述者”对于其所叙故事的态度和立场。多个明现叙述者聚在一起同时讲述同一故事,其叙述的方式、场合及其身份决定了影片展现故事的深层意味。其次,本文探讨了伍迪·艾伦的影片中,明现叙述者对自身故事进行讲述的情况,利用明现叙述者讲述“我”的故事,拉近了角色与观众的距离,使影片的人物角色、故事情节与观者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正是这种亲密关系的确立有助于主人公自由地袒露心声、向观众展示自身的精神心理,以此亦激发并满足了观众的“窥视欲”。明现叙述者由画外或曰叙事之外进入画内或曰叙事之内的过程,使观者对主人公也即是明现叙述者的深层心理困顿更多体味和感悟,增强了影片的抒情色彩和伤感情调,也使观众对主人公的际遇感同身受。同时,明现叙述者作为主人公,其讲述故事的方式、表情和叙述行为本身透视出真实的、较为隐蔽的角色特质。由明现叙述者讲述自身的故事,使叙述的声音配合叙述人的视点得以自由地穿梭于过去与未来、现实和幻想之间,从而呈现出亦真亦幻的影像空间。最后,本文探讨了伍迪·艾伦的电影中,由于其自身担任主角直接面对观众讲述故事,所产生的其数部影片之间以及影片内容与其自身生活之间的互文本关联性。伍迪·艾伦扮演的角色作为明现叙述者讲述自身故事的叙述方式,密切了明现叙述者与创作者之间的联系,拉近了观众与创作者、影片故事和明现叙述者之间的关系。在其后期的创作中,此类文本由单一开放式地面对观众叙述改为多元封闭式的讲述,注重叙事本身的指涉与隐喻作用。艾伦前期的作品更偏重于对权威叙述的消解而营造插科打诨、诙谐幽默、反叛颠覆的表演与艺术风格,在前期的作品中叙事是断裂的,与其说是一种叙事不如说一个个插科打诨的滑稽场景串联而成,无论是角色还是事件都更像是创作者天马行空想象而成的概念化事物,整个故事缺乏一以贯之的情节内容,更像是明现叙述者在“说”故事,而不是以电影化的方式和表现手段演绎故事。后期则通过对权威叙述的确立达成庄严肃穆、探讨人生哲理的意义表达效果,从而呈现出悲喜剧交融的艺术风格。其后期创作中,越来越重视叙事在意义表达中的作用,并且较之前期一味地戏谑、颠覆、反叛不同,其后期的作品虽不乏幽默,却一再追问伯格曼式的关于人生、信仰、生死等诸多哲学问题,从而呈现出悲喜交融的风格特征。前期影片表现出“抗拒叙事”的特征,后期则注重在叙事本身的张力之中传达影片的主题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