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沈从文与老舍解放前的文学创作加以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几个理由：(1)、就族裔身份来说,两人都属于少数民族,这为我们从少数民族视野来对沈从文与老舍解放前的创作进行比较研究提供了先在的视角。(2)、在中国众多的文学史上,虽然我们会强调他们二者间的少数民族身份,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并非由其族裔身份所引发的文学思考,而是把他们一概纳入到国家文学史的序列当中,这不可避免地会遮蔽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沈从文与老舍的文学创作的特异性。(3)、从少数民族视野入手对二者加以比较研究,以彰显他们相同的审美特性与不同的社会价值,并从深层次上看取少数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不以作家的民族身份来划分少数民族文学与非少数民族文学的界限,首次以作家民族身份认同作为依据,从民族文化心理的认同上对何谓少数民族文学作了全新的阐释。(2)、少数民族在其发展历史中总会出现民族冲突的情况,在这种文化冲突中,作家作为弱势民族的族群代言人,通过自己的文学书写进而达到拯救民族与国家的渴望,成为现代作家的一大表现特征,这一特征是我们区分沈从文与老舍文学创作身份的重要标准。(3)、通过对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骆驼祥子》的叙事学研究,重新界定文学中“悲剧”是如何产生的。这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学与非少数民族文学间的同中求异,更是两者间的异中求同,从某个层面来说,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理解文学创作中的某些本质问题。(4)、作家的历史观念事实上也是其文学观念的重要体现,通过对沈从文与老舍的历史观念进行解读,对沈从文与老舍的审美意识形态进行探讨,并由此探讨少数民族作家独特的审美情趣与艺术价值。绪论主要在于对少数民族文学定义的考察,并通过沈从文、老舍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来考察他们的文学创作价值。并详细阐明比较研究沈从文与老舍文学创作的思路,方法、目的及意义。正文由六章构成：第一章“民族冲突下的文化寻根”：通过对沈从文与老舍人生经历的解读,挖掘他们各自对民族地域建构所产生的文学意义。在认识到民族文化冲突造成民族伤害之后,文化遗迹便成为激发民族认同的重要纽带。然而他们并没有由此而走进“民族主义”的死胡同,渴望通过政治问题来解决民族问题的沈从文与老舍,首先就是在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第二章“弱势处境下的民族拯救与自救”：通过对沈从文与老舍童年记忆的解读,勾勒其民族意识的诞生。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这种民族忧患意识又如何通过文学得以表现?对于沈从文与老舍来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通过文学创作去实现民族拯救的愿望,就成为他们作为作家知识分子当仁不让的选择。第三章“民族文化心理折射下的美学追求”：具体讨论沈从文与老舍的功利主义美学追求,通过对学界以往研究成果的清理,重新评价沈从文与老舍“介入”的文学观念,并通过《阿丽思中国游记》与《猫城记》的对比研究,看取沈从文与老舍在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下的文学主张。第四章“城与人：少数民族现代性诉求的两难”：对城与人的关系进行解读,城与人的关系不仅表现在文本内,而且也表现在文本外的作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城市现代化与人的现代性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从某方面说,作家对城市的态度,也划分出了他们对现代性的认识与评判态度。第五章“替补与重复：论《边城》与《骆驼祥子》的内在悲剧性”：通过对《边城》与《骆驼祥子》的叙事学研究,我们发现,文本内的悲剧结局跟所谓的社会因素并没有什么关系(除非我们把文本理解为对现实生活的简单复写),它是作家通过对同一欲望的重复书写,而每次替补进去想要达成欲望的事件无效而造成的。第六章“世俗历史观下的文学观照”：通过对作家历史观念的解读,探讨作家创作与历史进步的可能性。在沈从文与老舍的文学创作中,尽管各自对历史的认识,亦即其“历史意识”不尽相同,但是,他们都渴望通过文学虚构来拯救历史,从而达到拯救民族国家的目的。结语部分是在总结本论文的基础上,重申两者间比较的意义,并进一步思考文学与社会的现实意义。探讨文学对于改变现实生活的可能性。总之,沈从文与老舍的创作不仅属于湘西苗族抑或满族社会,他们在关注自身的民族发展的同时,也超越了中华民族的阈限,从而构成了世界文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