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是我国进行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重点关注领域,然而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产生了巨大影响,原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遭受严重破坏,危机之中育先机,这也为我国突破受传统发达国家控制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并利用自身优势重构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机遇。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要求我国利用好现有国际资源,联动国内国外两个循环。对外直接投资和“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是我国重要的国际资源,因此利用好这两项国际资源,在国内和国际循环中重构全球价值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梳理了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概念和重构的实现机制,并总结了不同动机OFDI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机理。然后,本文对我国OFDI现状进行描述,并根据UIBE GVC数据库的数据测算了中国和31个“一带一路”国家35个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与地位指数,并借助全球价值链地位变动率指数测算来刻画“一带一路”国家全球价值链重构现状。结果发现中国和“一带一路”国家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总体较高,且参与水平相近,而在分工地位中呈现“低端锁定”状态。考察期间,我国的皮革及鞋类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和光学仪器制造业的地位提升较快,重构态势初步显现。同时,东南亚和中亚国家的全球价值链重构态势较明显。本文又建立了OFDI对我国自身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模型及其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模型,运用Ti VA数据库测算的2005-2016年中国和2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其他面板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分析。并通过引入交互项探寻不同动机的OFDI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发现我国的OFDI对自身和“一带一路”国家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显著,且“一带一路”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对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攀升也有正向影响。此外,经济增速、外贸情况、制度质量和基础设施水平等因素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也有显著影响。在分样本检验中发现我国在高收入国家的OFDI对自身和东道国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更为显著,对中低收入国家的OFDI有助于我国全球价值链重构但对东道国全球价值链重构影响不显著。拓展研究中发现,OFDI在促进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协同升级的同时,拉大了全球价值链双边差距,这不仅巩固了我国的价值链地位,也拓展了“一带一路”国家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空间。最后根据研究成果,本文对我国和东道国分别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