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用变化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突出表现,土地生态安全的结构和功能与土地利用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对土地的利用程度不断增强,人地矛盾越加尖锐,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随之增大。因此,掌握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情况,深入研究土地利用和生态安全之间的关系,对于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本文以叶尔羌河流域为研究靶区,以Landsat数据为基础,主要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入手,分析了叶尔羌河流域1982—2017年土地利用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PSR框架模型对叶尔羌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所引发的生态安全问题进行了分析和综合评价,并利用障碍度模型筛选出评价指标体系中对土地生态安全起主要障碍作用的因素。最后采用灰色数列GM(1,1)模型对研究区未来10年的土地生态安全变化情况进行定量预测。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叶尔羌河流域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以未利用地、耕地和草地为主。1982—2017年间耕地、建设用地面积不断增大,林地、草地、水域、湿地和未利用地面积减少,其中水域和湿地的面积变化波动较小。近35年来耕地面积增加幅度最大,为165.46%,林地面积减少幅度最大,为43.49%;土地利用动态度分析表明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内部相互转化剧烈,结构比较复杂;从土地利用程度变化来看,土地利用程度维持在125.25-139.75之间,并且依然处于发展的状态中;从土地利用结构变化来看,叶尔羌河流域不同的土地利用结构类型占该区域土地总面积的差值在逐步减少,土地利用结构多样性增加,有序度在逐渐降低,土地利用结构处于不稳定状态。从土地利用类型转移趋势来看,各土地利用类型间的主要转化方向为草地、林地和水域转变为耕地和未利用地,未利用地转变为耕地、草地和林地。(2)1982—2017年叶尔羌河流域土地生态安全水平不断提高,土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从0.2784上升到0.6072,安全程度经历了“恶化级—风险级—敏感级”的发展历程。在此期间综合指数增长了0.3288,虽然土地生态安全指数不断增大,但安全程度还处于敏感状态,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度仍需进一步增强。土地生态安全压力指数大致呈下降态势,状态和响应指数均呈现上升的发展趋势。1982—2017年期间影响土地生态安全的主要障碍因子包括单位耕地农药施用量、人口自然增长率、草地面积比重、林地面积比重、水域面积比重、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和单位耕地地膜施用量等;从长远来看,压力层是影响土地生态安全的主导因素。(3)2020—2030年叶尔羌河流域土地生态安全水平呈明显的增长趋势,其安全程度将由“敏感级”转为“安全级”,安全等级亦将由“Ⅲ”变为“Ⅴ”,但土地生态安全压力指数呈下降趋势,其中单位耕地农药施用量、人口自然增长率、草地面积比重、林地面积比重、水域面积比重、单位耕地化肥施用量和单位耕地地膜施用量等指标仍将是阻碍提高土地生态安全水平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