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交通工具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交通事故的多发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而醉驾行为更是层出不穷。自“醉驾行为”入刑以来,“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案件数量一直居高不下,“醉驾”已经取代盗窃罪,成为刑事追诉中的“第一犯罪”。当下“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这样一个“轻微罪”却占用着过多的司法资源,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在司法适用中存在醉酒判断标准的单一以及定罪标准不明晰的问题,量刑标准不统一的问题导致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结果,因此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司法认定问题的讨论确有必要。对于“醉酒”的认定,一般情况下通过呼吸式检测法和抽血式检测法都存在固有缺陷,可以参照欧美法系国家引入尿检以完善检测方式,使得对酒精含量的认定更加准确;对于特殊情况“隔夜醉酒”的认定不能单单以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标准,应当结合故意心态要素加以判断;对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的行为方式即驾驶行为的认定除了存在因为驾驶人员启动“机动车”自身动力装置而形成的位移的判断外,还应当结合驾驶人员具有驾驶机动车的主观心理进行判断,这种认定标准也可以更好的论证“挪车行为”并不属于醉驾行为;对“醉酒型”危险驾驶行为载体即机动车的判断不应只是简单的根据种属判断,而是应当根据行为载体即车辆的整车重量、最高时速、轮胎宽度、电动机最大输出功率来界定其是否属于“机动车”;对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的行为区域即道路的判断核心在于道路的公共性质和车辆通过这段道路时是否会带来现实危险性;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罪过的认定除了应当以故意心态来认定外,可以将以逃避为目的“当场饮酒”行为和以混淆判断为目的“扰乱秩序”行为作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主观恶性加重情节进行认定。以上认定方法以及判断模式对解决司法实践中现存的疑难问题具有现实可行性。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行政处罚和刑事惩戒界限不明、缓刑和罚金适用标准缺失、未对“行车速度”和“车辆类型”等要素进行全面考量,单一按照血液中酒精含量确定刑罚轻重、最高刑为拘役刑导致量刑幅度单一等诸多问题。对于以上困境,针对性地提出对策进行克服即通过对“情节显著轻微”进行统一的认定来完善“醉酒型”危险驾驶罪的行政违法和刑事犯罪的衔接;对“酒精含量”、“缓刑”适用、罚金适用进行量刑标准的统一;全面考量“车速”及“车型”这些基础要素,对量刑情节进行更细致的归类;通过对拘役刑内进行更细致的划分来增大量型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