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借助于比较的方法、法的经济分析方法、个案研究方法，重构公司股东出资形式之立法理念，并以此为基点，展开对股东出资形式法律制度的研究。在将公司立法理念与股东出资形式法律制度两者相互依托，有所穿插、有所侧重的论证中，本文检讨了公司信用基础、重塑公司立法理念，并以此为纲，做出股东出资形式法律制度的立法设计，在制度的安排上渗透着革新的公司立法理念，并隐含了我们是否需要法律、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为何需要这样的法律等基本问题的阐释。资产与资本曾被长期混淆使用，就法律层面而言，它们是内涵与外延不同的概念。法定资本制、资本三原则、有限责任过多地赋予了公司注册资本债权担保功能，最低注册资本制度也是这一臆想和虚构的产物，为此，立法规定了较为严苛的股东出资形式。然而，资本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负载担保功能受到了质疑。注册资本是公司对外承担债务的最初财产，在公司运营中，公司净资产是一个变量，公司成立之初形成的注册资本并不能代表公司的资信状况和偿债能力。以资本为核心所构筑的整个公司信用体系根本不可能胜任对债权人利益和社会交易安全保护的使命。公司的偿债能力更多地建立于公司现实的资产状况，尤其是公司可变现的资产之上。既然公司的信用基础实现了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转化，立法没有必要对出资标的物做出刻板、硬性、有限的规定。资本不足以防范公司债权人的风险、限制出资形式不能够平衡出资股东之间的利益。随着资本信用神话的破灭，需要对公司立法理念进行重构：加强债权人的自我保护意识，确立可保障股份对价充分的各种措施，鼓励投资，实现稀缺投资资源的充分利用。在公司立法中，应在效率与安全两种价值追求中确定最佳的契合点，在强制与自由之间确立法律界限时，慎用强制性法律规范。就股东出资形式而言，既能实现效率又不失安全，既确保自由又不无视政府正当性干预的制度设计才是最优。公司立法理念之变革还需要较高的社会信用平台的支撑，社会信用机制的构建举足轻重。鉴于出资对公司资本形成的重要作用，出资制度在各国公司立法中不能或缺。在与国外立法的横向比较中，我们有了能够取长补短的收获：从立法技术上，采取列举式和概括式两者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既实现出资标的物种类的宽泛而不缺漏，又可保障出资内容之明确性与可预测性；走出有限责任赋予股东特权，因而法律竭尽能事为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寻求合理途径的误区，加强债权人的自我保护意识，且不可限制股东的出资形式，以损失资本的营运价值为代价，换得毫无预期的担保价值；放松对股东出资形式的管制，充实出资标的物的种类，建立和完善确保资本真实的制度保障。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通过纵向比较才能够感受到当今的不足。相较祖辈，如今的我们更应该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能够以批判的态度学习西方、借鉴西方、洋为中用。允许债权出资的国民政府立法再次验证了我们现行立法在具体<WP=5>制度安排上的后退。比较合伙、独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不同组织体的出资形式，我们进行公司立法获得了一个启发，不仅需要接纳更多具有价值的财产用于出资，同时还要改变现行法规定简陋的状况。任何一项法律的出台都局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立法目的。中国《公司法》实行法定资本制、对出资形式进行谨慎地列举、采取强制性的立法规范是适应公司化改造初期具体国情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扩大股东用于出资的财产范围，将资本增值功能作为衡量法律意义上资本内涵的灵魂，虚化资本的担保功用，放松管制，与时俱进地完善公司立法成为当务之急。当一切配套的保障措施尚未到位时，对于股东出资标的物的立法选择可以放宽，但不可没有。这正是我们对为何需要法律、需要什么样法律的解答。根据实践的需要将某些类型的财产纳入立法规定，只有具备一定条件的出资标的物才是适格的。考察中国历史、国外学说、立法、判例对出资标的物类型的划分，可见尽管股东出资标的物包容了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但都不乏确定性、价值性、可兑现性、可流转性等适格要件。之所以将现金、实物用于出资能够被人们广泛接受和普遍认可，就在于它们易被把握的确定性、价值性。关于出资构成，放松管制是必然且必要的，但目前不适宜将无形财产出资的限制完全取消。既然出资标的物与财产密不可分，我们必须给物、财产、财产权一个清晰的面目，非此不足以准确地把握用于出资的标的物范畴。充实股东出资形式，无形财产不容忽视。无形财产是指不能触摸、感知的财富，以之用于出资是为了发挥资本的经营功能，实现资本增值。无论财产之有形或者无形的判断，决定于其客体有无外形，抑或指权利本身的无形，从经济学的角度，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随着新的财产形式的出现，财产日益具有无形体的特点，尽管某些权利的价值经常处于变动之中，但这并不影响其为有价值的非物质财富。将具有经营功能和财产价值的无形财产用于出资，使大量的社会财富转化成公司资本，既可充分发挥资源的利用价值，又便利了公司的设立。允许无形财产出资能够实现经济学的效率、最大化和均衡，合乎各方公司参与者之意。为了规避无形财产出资周密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