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减少死刑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趋势与潮流。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特殊国情的国家，如何逐步减少死刑,一直是国内刑法学理论界和刑事司法实务界不断思考、努力解决的重要法治问题。在死刑罪名中，故意杀人罪的死刑废除难度最大，是死刑问题的最后堡垒。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对故意杀人罪的死刑置若罔闻，任其恣意适用。死刑的废止应从死刑的限制着手，既然废止死刑的难点在于故意杀人罪，那么限制死刑的难点和关键就在于限制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了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适用，整个死刑限制问题会迎刃而解。因此，研究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限制问题，关乎死刑问题的最终走向，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故意杀人罪立法上的法定刑设置并不科学，死刑适用标准模糊。司法上，故意杀人罪是死刑适用最集中的罪名，死刑的适用具有随意性。对于故意杀人罪死刑司法限制不能单纯站在减少死刑数字的角度去限制死刑，否则将陷入盲目的限制状态。既然适用死刑和不适用死刑都是围绕着死刑所发挥的刑罚价值进行的，那么对于故意杀人罪的死刑司法限制，就应当站在刑罚价值论的视角去研究，确保死刑的适用符合死刑存在的价值。在保留死刑、限制死刑的现实选择下，以刑罚的公正价值和功利价值作为取向，将死刑的适用严格限制在公正价值和功利价值所允许的范围内，是死刑适用所应当追求的价值取向。以刑罚的公正价值为取向，只有对最为严重的故意杀人罪才能考虑适用死刑；以死刑的功利价值为取向，只有在需要对故意杀人取得特殊预防效果时，适用死刑才具有功利价值。无论是从理论思辨还是从实证研究的角度观察，故意程度、被害人过错和危害结果都是影响故意杀人罪犯罪严重性的最基本的评价因素，是影响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重要情节；犯罪人一贯表现、认罪态度、减轻犯罪损害是影响故意杀人罪特殊预防需要的最基本的评价因素，是影响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重要情节。这并不是说，其他因素对于故意杀人罪的死刑适用可有可无，而是说相较于其他因素，故意程度、被害人过错、危害结果、犯罪人一贯表现、认罪态度、减轻犯罪损害对于故意杀人罪死刑裁量的评价更加重要，是最基本的评价因素。界定最为严重的故意杀人罪的核心评价因素是犯罪人的故意程度、被害人过错和危害结果。死刑的三个核心要素是理性、罪犯应当对死罪承担责任、剥夺犯罪人生命，根据公正价值对等性的要求，就故意程度而言，间接故意杀人的，不宜适用死刑立即执行。没有经过长期、反复预谋的故意杀人，行为人受外界刺激而在激情状态下实施犯罪的，故意程度较低，一般不应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就被害人过错而言，被害人具有明显过错的，对犯罪人不应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被害人具有一般过错的，如果案件中没有其他从重处罚情节，可以考虑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被害人具有轻微过错的，仅轻微过错尚不足以影响对犯罪人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但应将轻微过错作为弱化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情节予以考虑，如果案件有其他从宽处罚的情节时，可以与其他从宽情节一并作为对犯罪人从宽处理的依据。就危害结果而言，故意杀人行为没有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不能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综上，以刑罚的公正价值为视角，死刑仅应适用于造成被害人死亡且被害人没有明显过错的有预谋的直接故意杀人行为。影响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特殊预防评价因素是犯罪人的一贯表现、犯罪人的认罪态度和减轻犯罪损害的行为。故意杀人的三个核心要素是犯罪人、主观上意欲杀人、造成给害人死亡的结果，根据死刑功利价值特殊预防的要求，就故意杀人者的一贯表现而言，犯罪人的前科是杀人、伤害等暴力性质犯罪时，才可考虑适用死刑。犯罪人的前科是过失杀人时，从死刑限制适用的立场出发，不宜作为适用死刑的依据。就认罪态度而言，故意杀人犯到案后认罪态度好或者较好的，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就减轻犯罪损害而言，实施杀人行为后对被害人积极施救的，可以作为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酌定量刑情节。杀人后只是对被害人采取一般救助措施、积极程度不高的，不能单独作为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量刑情节，但应当作为弱化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因素，与其他从宽情节共同发挥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案发后积极赔偿被害方损失，真诚悔罪，取得被害方一定程度的谅解的，不宜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综上，以刑罚的功利价值为视角，只有在故意杀人罪的犯罪人具有暴力犯罪前科、认罪态度不好或者犯罪后不采取积极减轻犯罪损害行为的情况下，才能考虑适用死刑。根据公正价值优先、功利价值补充的价值统一原则，死刑仅适用于最为严重的故意杀人罪，这是“以犯罪的严重性制约刑罚的上限”原则对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具体要求。而在最为严重的故意杀人罪中，如果犯罪人有改造的可能性，可以考虑不适用死刑，这是“以犯罪预防需要缓和刑罚强度”原则在故意杀人罪死刑限制适用中的具体体现。故意杀人罪死刑适用的具体的准则是：死刑仅适用于造成被害人死亡且被害人没有明显过错的有预谋的直接故意杀人行为，但如果犯罪人没有暴力犯罪前科，或者认罪态度较好，或者犯罪后积极采取减轻犯罪损害的，则可以考虑不适用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