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都面临了来自“中国经验”的挑战。本项究旨在对这一挑战做出回应。我的志趣是要透过对中国人的市场实践的特性及其内在关联理解，解释中国何以能够在过去20多年里取得如此显著的经济绩效?其又面临着哪些内的限制?同时，我亦希望由此提出一种基于中国人的行动逻辑即自我行动逻辑的市场的社实践理论，以推动当代市场社会学研究之再转向。 为达到以上目的，我将研究分成了四个部分。在第一部分(第一章)中，我首先从有“中国经验”的一般经验事实中，归纳出了中国人市场实践的三大特性，即自主经营、网生产和派系竞争，并由此提出了本项研究之总体性问题：中国人何以偏爱自主经营?假如中国人崇尚个人自治，为何他又可能利用其亲友关系来创办企业?甚至能够进一步利用其系来建立一种作为分工协作体系的网络生产?再则，既然中国人能够在其生产网络中开展惠交易，为何又不能在一个更大的生产市场(产业区)范围内开展合作，而是倾向于采用种注定会陷入“囚徒困境”的派系竞争?我的判断是，中国人市场实践的三大特性之间并彼此孤立而是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只有揭示其内在关联，才能对上述问题作出解释。那么，怎样才能揭示其内在关联呢?为此，我回顾了三种既有的市场理论，即市场自然主义理论、市场的社会结构理论和市场的新制度主义理论。通过比较分析，我认为，三种理论都不足以解释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因此，必须再建一种新的市场的社会学理论，所谓“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这不仅意味着当代市场社会学之研究视域的转向，即从市的“社会结构”或“规则”转变为“市场实践”，而且意味着我们重建了一种通向理解市实践的基本方法，即从社会行动出发理解作为特殊的经济行动的市场实践。由此，我提出本书之基本假设：中国人的市场实践是建基于中国人的自我行动的逻辑基础之上的。自我动的逻辑构成了中国人市场实践的内在逻辑。显然，要理解中国人市场实践的内在逻辑，必须对中国人的自我行动的逻辑予以建构和解释。 为此，在第二部分(第二章)中，我建构了一个作为中国人的行动逻辑的理论模型，即所谓自我行动的逻辑的理论框架。“自我行动的逻辑”乃是一种从自我行动到关系行动，再到小集团或派系行动的逻辑进程。这一进程之驱力根源于中国人所特有的“自我行动”。自我行动不同于西方社会中的“个人行动”。虽然自我行动有着与个人行动类似的自主性和经济理性，但是，自我行动在本质上是一种受关系理性约束的自我主义的行动。“自我主义”和“关系理性”实为儒家文化之建构。不过，其功效有所不同：自我主义会受自我内在之经济理性的驱动，它将引导着自我以建构和利用其关系网络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经济与社会目的。而关系理性则试图建立一种差等性对待他人的理念，从而限定自我主义或工具性运作关系的范围。关系理性和自我主义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它们共同决定着中国人的自我行动及其向关系行动和小集团或派系行动转变的逻辑进程。 自我行动的逻辑构成了中国人基本的行动逻辑。正是由内含于该基本行动逻辑的某些稳定的因素或力量在根本上支配和引导着中国人的市场实践的逻辑。根据这一假设，我们获得了一个结构对应地理解或解释中国人市场实践逻辑的研究纲领，即沿着自我行动的逻辑轨迹，探讨市场实践之逻辑进程，从而理解中国人的市场实践的特性及其内在关联。 这样，在第三部分(从第三章到第五章)中，我们便能够依据这一研究纲领，对涉及中国人市场实践的三大特性及其内在逻辑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观察和分析。在这一分析中，我运用了不同来源的经验材料，其中，主要有根据我所组织的有关中国居民市场实践的问卷调查而作的统计资料，以及通过对横扇羊毛衫产业区之实地观察、深度访谈所取得的记录资料。 第三章解释的是，中国人何以将自主经营当作其参与市场实践的首选方式?通过将自主经营当作一种自我行动来进行观察与分析，我提出并论证了第一个理论假设或命题，即自我行动是影响和决定中国人选择自主经营这一市场实践方式的根本力量。其中，源于自我主义的自治感是引导中国人偏爱以自主经营的方式参与市场实践的主观力量；而来自关系理性的亲友关系运作则是决定个体能否获取社会资源，从而决定其能否实现自主经营的客观力量。这一假设给出了有关中国私营企业成长的两个显著特征即其增长迅速但规模偏小的解释。 第四章解释的问题是，崇尚个人自治的中国企业家们何以能够组合起来共同建立并维持一种作为分工协作体系的网络生产?通过将网络生产当作一种特殊的关系行动即关系交易来进行观察和分析，我提出了第二个理论假设或命题：内生于自我行动的关系交易的两个特性，即工具化他人和差等性给予，是决定和影响生产网络建构及其运行的根本力量。通过对“Y 生产网络”的观察和分析，我证明了这两个特性(要素)是分别通过构造工具性互惠 交易和义务性互惠交易，实现生产网络的建构的。之后，我解释了这两个特性对于维持生产网络及其运作的不同的影响：差等性给予能够透过义务性互惠交易，构造一种上下间庇护依赖的关系网络。正是这一关系网络维持着生产网络的团结与运作。相反，工具化他人则可能诱发策略性的(包括机会主义的)权力运作，从而造成上下间支配与自治的斗争，由此可能造成生产网络的变异或衰败。 第五章解释的是，是什么原因导致区域内(或产业区内)发生过度竞争现象?在将(生产)网络间竞争当作一种小集团或派系行动来进行观察和分析后，我提出了第三个理论假设或命题：关系认同作为派系行动的指针或基本取向，是引导和决定网络间竞争及其联盟的根本力量。通过比较分析中国人的关系认同，我发现，不同类型的关系认同—尽管其拥有共同的基本特性(即指向他人和关系操作)及其作用(如工具性和可伸缩性)—所带来的效应是不一样的。横扇经验表明，亲缘认同虽然有助于人们建立和巩固以亲属和拟似亲属关系为纽带的生产网络，但是，其造就的网络或企业间既分立又联系的关系格局，以及由此引致的既模仿又封锁的竞争策略，却又导致了网络间的过度竞争。地缘认同—作为一种扩展的关系认同—能够被策略性地运用于控制区域内过度竞争，即在地缘认同的基础上，藉助地方政府之支持开展区域结社。区域结社的作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其通过一些组织化的行动创造出了一种作为普遍框架的网络间联盟，从而起到了某种抑制区域内过度竞争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在其组织内部形成了一个作为小集团或派系的网络间联盟。该联盟之封闭性及其对其他组织和非组织成员的区隔和排斥，造成了作为区域内普遍框架的网络间联盟的分裂，从而其最终不是抑制和而是诱致区域内外的更大范围或规模的过度竞争。 由派系竞争所导致的过度竞争，因而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内在限制。不过，温州经验能够表明，中国企业家能够在一种新的或再扩展的关系认同，即非超越性业缘认同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种作为变通的或折衷主义的网络间联盟即所谓“联邦型网络间联盟”，以应对区域内外所存在的过度竞争现象。 在最后第四部分(第六章)中，我对本项研究所获得的总体性认识或意义进行了概述。我相信，本项研究对于三个方面的认识会有影响。第一方面涉及的是对中国人市场实践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意义的认识。本书的理论将有助于人们认识中国人之在地实践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同时，它也将支持一种温和而积极的“全球在地实践”观，即真实的全球化是西方规则的全球扩散与非西方文明中的各种在地实践的相互交融的过程。 第二方面涉及有关中国人的行动逻辑及其在市场实践中的运用的理解。本书的研究势必引向这样一个结论，即自我行动的逻辑构成了中国人市场实践的内在逻辑。这将使我们认识 到，决定“中国经验”的是中国人的市场实践，而引导中国人市场实践之特征的根本力量来自于其自我行动的逻辑。自我行动的逻辑正是我们所要探寻的一种内蕴于中国人市场实践且决定着其运作逻辑或规律的稳定的社会力量。 第三方面是关于本书的探讨是否引致当代市场社会学研究的转向问题。我的判断是，本书通过对当代中国人的市场实践的特性及其内在逻辑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基于自我行动的逻辑的市场的社会实践理论。这套理论完全不同于正统的市场经济理论，也不等同于两种当代市场社会学理论即市场的社会结构理论和市场的新制度主义理论，甚至也与作为市场的社会结构理论的可能的变体即所谓市场的社会建构理论不完全相同，因此，它会促使当代市场社会学研究的再转向，即从市场的社会建构分析进一步转变为市场的社会实践分析。 最后，作为附论，我说明了本书提出的理论即自我行动的逻辑的理论所可能具有的某些扩展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