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的作用与建构主义方法的应用在菲律宾的国际关系(IR)研究中还是未经探索的领域,这是笔者进行此项研究的相关原因。菲律宾在天主教人口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尤其是和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国家相比是一个独特的案例。下此断言是由于其政府对社会化以及由其他西方自由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宣传所倡导的“用进一步法律化、制度化的方式解决人类安全问题”所带来的和压力反应迟钝所造成的。来自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学科的学者们均指出罗马天主教会在菲律宾政治中具有重大影响作用。本研究着眼于通过两个案例,即生殖健康法案的通过和离婚法案的不通过,来分析进步的宗教行为体在贝尼尼奥·阿基诺执政期间产生的作用。与以往的研究所不同的是,提出的两个政策并非国内的政治问题,而是涉及到国际关系中更广泛的全球社会化的一部分,反映了两种国际机制的要求。生殖健康法案菲律宾满足由联合国和美国国际开发署推行的《千年发展目标》的预期目标的条件。而离婚法案是另一联合国附属公约——《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的要求。在第三章和第四章,本文将揭示国际组织、西方自由国家和跨国非政府组织如何同化菲律宾政治精英及公民社会,从而将这两个措施逐步制度化。笔者将基于约翰·伊肯伯里和查尔斯·库普乾的文章《社会化与霸权权力》,以霸权国家如何在一个中等国家推行一个全球性准则这一视角来观察上述三者的行动。另一方面,由于这项研究是比较研究,本文认为之所以两个案例在相似的国内外环境下最后结果的不同,其结果是由进步的宗教行为体所造成的。本文研究将这些进步的宗教行为体的赞成或反对作为自变量,其原因在于它们对生殖健康和离婚法案的支持程度是决定两项法案最终结局的唯一相关因素,从而决定了为什么前者能够作为对千年发展目标的遵守而被制度化为法律,而后者则遭遇相反的命运,成为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相关要求中菲律宾所拒绝遵守的一项。在第一个案例中,进步的宗教团体统一支持通过生殖健康法案,这种统一的立场反映了进步的基督教团体所遵循的国际宗教规范——不管这些团体来自天主教还是新教。另一方面,进步的宗教团体对离婚法案的支持与否分歧很大。这种统一性的缺乏也能够反映出国际宗教规范对这一举措的不赞成。第一章论述了本研究的研究背景。本章有两个目的,其一是试图通过把这两个案例与人类安全和制度遵从问题联系起来,从而证明它们是一种国际现象。其次,本章通过介绍“认知共同体”来解释这些进步的宗教行为体如何行动并影响生殖健康和离婚法案。本章还阐述了约翰·穆勒差异法视角下比较研究的方法论和研究设计。第二章通过跟踪文献的发展情况介绍了在国际合作中的认知共同体,这些文献的研究范围涵盖了从涉及到的行业类型到认识共同体内部构成所起到的作用。本章还解释了之所以进步的宗教行为体被作为认识共同体的原因。以及为何他们在话语权上超越了其他科学界——如经济学家、医生和律师——的专业意见和起到的潜在影响。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并列的。这两章的第一部分将讨论菲律宾如何基于规范性说服和外部诱导这两种霸权社会化的方法而被逐步国际社会化的。规范性说服指的是信息从一个实体传递到另一个实体的所有方法。这些方法包括政治精英之间的直接接触,留学生交流,以及其他媒体平台信息共享的作用。而后者外部诱导则涉及利用经济资源和其他形式的激励措施来施加影响。第二部分将详细讨论国内环境应对国际社会化的反应。第三部分将分别说明进步的宗教行为体支持生殖健康法案和反对离婚法案的原因。第四部分将追溯进步的宗教支持与否如何引导菲律宾政治精英和民间社会,从而导致生殖健康法案的通过和离婚法案的搁置。第五章通过分析运用认知共同体研究方法的因果逻辑总结了整个研究的流程。在假设阶段,研究指出了保守的菲律宾天主教主教会议(cbcp)对政治家和本文所提到的两个法案的公开支持者的施压。这些施压包括对政治精英和公众舆论精神和物质上的劝服。另一方面,在解释阶段,本部分将介绍相关进步宗教行为体如何提供另一种进步的公共神学作为矫正机制,以应对菲律宾天主教主教会议的施压,以及他们如何重新诠释基督教圣经和其他天主教文本用以支持生殖健康法案;还有他们在菲律宾国会第十六次大会上阐述离婚法案时的缄默态度。在制度化阶段,这章展示了宗教行为体提出的进步宗教言论是如何为政治家和生殖健康法案的公开支持者辩护的。第六章概述了研究的结论和建议。研究结论是菲律宾国内事关人类安全的政策社会化仍然要有赖于宗教界。研究还提出,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应该抛开那些总是试图说服亚洲发展中国家遵循其解决人类安全问题的方式这一世俗偏见。这些发展中国家对他们几个世纪以来从殖民者和欧洲探索时代之前的传教士那里流传而来的古老宗教机构仍然是保有虔诚和恭敬的。像联合国附属机构这样的国际组织和和西方国家应该主要关注一个国家主导宗教的正确派别。这项研究还警示了诸如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这样的世界性宗教应该检查他们的内部阶层,教会分立和派系斗争都将减少宗教在国际和国内领域与政治事务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