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学者们把视野扩展到了多个方面:包括译者的任务、原语文化、译语文化以及译作对译语文化的影响等等。翻译不再仅仅是文学系统内部之事,而是一个同权力结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经济因素等相互影响的复杂问题。译作通常以文本形式出现,因此,译者也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是操作译作的主要因素。但是,本文认为,政治制度、意识形念以及出版机构的最后审查等才是操纵翻译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基本上都是发生在翻译行为之前或之后。译者的操作,主要集中在翻译过程中,而且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是有限的。本文从翻译过程三个阶段的划分出发,即译前——译中——译后三个阶段,然后进一步指出文本翻译这一阶段实际上是一种文本行为,而译者在本阶段也只是从文本目的出发进行翻译。所谓文本目的,即完成从原语到译语之间最恰当、最自然的转化,同时,让不懂原语的译语读者欣赏原文的思想内容和文体风格。译者在文本翻译阶段享有决定性的地位,但同时,译者也受两方面因素的制约,即言语语言方面以及交际功能方面的制约。译者就是在这种种制约下不断平衡各种因素并做出自己的选择,从而形成译作——这便是所谓的“有限操纵”。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了模糊集合的概念来具体阐述译作的动态平衡以及译者为使各方面制约达到动态的平衡所做的种种努力,即翻译策略和创新。最后,作为总结,本文结合译者的实际工作环境,希望文中所提的动态制约模式能够给译者的决策提供一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