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高管“天价”薪酬事件频发,引发公众对于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热议与关注,政府监管部门也相继做出制度政策发布与调整以期缓解此类问题,自从2009年国务院颁布的“限薪令”开始,上市公司高管超额薪酬现象并未得到抑制反而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这一现象背后的高管薪酬辩护行为即是在政府薪酬管制背景下高管“因时制宜”的产物,当高管面临薪酬辩护需求时是否会采取盈余管理操控薪酬业绩敏感性,与此同时作为第三方监督的外部审计机制是否能够识别并监管高管这种自利目的隐性行为?本文通过选取沪深A股2014-2017年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过程中首先对于高管薪酬辩护行为是否会导致盈余管理进行研究。其次,由于中国特殊国情下上市公司存在产权性质区别,且政府薪酬管制的作用对象仅是国有企业,因此进一步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辩护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差异。再者,引入审计师声誉这一外部审计机制衡量指标,探究审计师声誉对高管薪酬辩护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影响以及进一步分析不同产权性质下审计师声誉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薪酬管制的政策背景下,高管为了超额薪酬(当期和未来期间)的获取产生的薪酬辩护需求会引发盈余管理行为;(2)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薪酬辩护与盈余管理关系有一定的差异性,由于薪酬管制政策作用主体为国有企业,而非国有企业不存在政府薪酬政策管制压力,因此国有企业中的高管薪酬辩护需求更加强烈其盈余管理程度更高;(3)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辩护下的盈余管理行为,能够得到外部审计机制的识别和缓解,当上市公司选择高声誉的审计师审计时,高管薪酬辩护需求下的盈余管理行为得到一定的抑制;(4)高声誉审计师对于非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辩护下的盈余管理行为能够产生有效抑制,但其对于国有企业中高管薪酬辩护下的盈余管理行为不能产生有效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