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我国正式确立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后,民事与行政并行的二元环境公益诉讼体系已基本落成。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也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一些制度弊病,由于公益案件的性质及其在行政诉讼领域“官”对“官”的双方主体模式都具有特殊性,以被告的视角对当前司法实践进行分析和探索,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我国起步较晚,可供研究的裁判文书范本有限,在对两高和各级司法机关发布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后,总结出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被告主体在司法实践中的实然样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源起于西方,不同的制度背景下产生了不同的诉讼模式,在不同的环境公益诉讼模式下对原被告主体的范围、地位、权利义务等都有不同的制度规定。在我国的制度规定中对被告资格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在诉讼制度的设计里进行了特殊的诉前程序设计,但在原被告的举证责任规定中,存在模糊之处。由于实践时间不长,制度层面必然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也随之导致了实践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使其难以发挥出理想的效果。通过分析实践中的一些典型案例可发现:在诉前阶段,原被告主体都具有层级低、范围狭窄的特点;被告对检察建议的回应包括法定职责存在与否及职责履行不能之辩;检察机关在决定最终是否起诉上具有较大的裁量权,存在着检察建议履行期限和验收标准严格的问题。在审判阶段,由于举证责任分配不明,法官裁判有以结果为导向的裁判倾向,使审判结果呈现原告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的局面;环境案件存在其固有的复杂性,在与刑事和民事案件交叉时也存在着程序衔接时归责不明的问题;法院的判决内容也呈现着被告承担责任方式单一、判决内容形式化等问题。结合司法实践中被告呈现的样态,可看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践中所暴露出的问题,目前诉讼制度并未完全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改善:首先,在起诉上,对主体的范围应作出合理的划分。明确检察机关的原告身份,适度扩大原告的范围,推进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多层次实施;其次,在审理中,应规定相对明确但又不失灵活的履职标准,合理分配原被告双方的举证责任,完善交叉案件的程序衔接;最后,在执行上,应增加被告履行义务的可行性,包括探索和解制度的建立,判决内容的具体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