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日关系经历了由官方到民间、由政治主导到经济文化主导的转变,在古代中日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7世纪前期的唐倭关系围绕朝鲜半岛展开,两国为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度在白江口兵戎相见。伴随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唐倭关系的障碍消除,迎来了8世纪前期两国交往的黄金时期,遣唐使成为了唐日友好交流的象征。近年,井真成墓志在陕西西安出土,为进一步研究遣唐使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由极盛转为衰败,唐日关系也出现了转折。大历年间,日本光仁天皇向安史之乱后的唐朝派出了首批遣唐使,唐代宗在热情接待来使后,又派遣使者赴日回访。此次回访使暗藏矛盾的日本外交秩序顿生波澜,也预示着原有的官方外交模式已经难以维持。遣唐使制度停止后,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并未因此中断,求法僧人借助海上商人的船只,频繁穿梭于两国之间。他们给中原王朝带来了日本国内的信息,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正史中有关日本的记载。本文以唐日关系研究为课题,共有五个专题构成。第一章《白江口之战与战后的唐倭关系》聚焦于从白江口战役后到8世纪初的唐倭关系。战后,唐朝三次派遣使者赶赴倭国,或为重建百济稳定后方,或为对抗新罗而寻求援助。本章以战败后倭国的国内动向和唐使郭务惊的行踪为线索,阐明两国由战争状态走向官方交流黄金时期的曲折历程。第二章《中日学者关于井真成墓志的研究》是一篇学术综述。中日学者对遣唐使的历史已有十分深入的探讨,2004年井真成墓志的出土再次引发了两国学界的遣唐使热潮。本章几乎涵盖九年来中日学者针对井真成墓志的主要研究成果,力图以综述的形式瞥见遣唐使历史的一角,同时对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若干的反思。第三章《大历年间唐朝使者赴日始末》,这一话题在国内研究中鲜有涉及。唐朝大使赵宝英在海上遇难,幸存的判官孙兴进、秦怤期和高鹤林先后进入日本平城京。日本朝廷以蕃国身份盛情迎接孙兴进、秦怤期一行,有意错开了渤海使与唐使的入京时间。高鹤林则与新罗使一同入京,受到了蕃客礼仪的接待。第四章《<新唐书·日本传>天皇谱系史源考辨》是一篇考证性文字,同时论及唐末以来中日关系的变迁。《新唐书·日本传》记载的天皇谱系并非源自《日本书纪》,而是从日僧奝然的《王年代纪》剪裁、加工而来。裔然在中国商人的帮助下,以求法僧身份来到北宋游历,继承了晚唐以来的全新交流模式。第五章《东亚视野下的百济人祢军墓志》是一篇墓志考释。志文中“日本余噍”一词,所指并非当时的倭国,而是百济复国势力。“僭帝称臣”是指白江口战后倭国天智天皇向唐朝称臣,该事件不见于文献记载,但仍可以从多方面得到佐证。“大首望”则对应了刘德高的送使,由此为长期以来的争论画上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