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汉语书写时期正值汉语文白交替之际，这个时期鲁迅所留下的作品，既有文言写成的，也有白话写就的，还有一种是文言、古白话、外来语等杂合而成的语言。在这些作品里呈现出许多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语言变化的节点。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以前，鲁迅作品的语言主要是文言，但其间已现出了现代白话的因子。《狂人日记》发表以后，鲁迅的语言构成更为复杂。在对汉语发展路向的探索中，鲁迅的翻译强调“直译”、“硬译”，强调对西方语言的吸收，其带有明显西方语言特征的翻译语言让人们看到了汉语弹性的极限所在。他的文学创作实际是在对一种尚未成熟的语言形态的磨合式运用中进行的。他博采西方语言资源，同时又十分强调汉语本身的历史继承性。他对各种或新或旧的语言规则都有所偏离，通过适当的间隔和“陌生化”，使其语言充满了张力和活力。这种自觉地在历史大潮中改造语言的努力，使得鲁迅的语言发生了历史性脱胎换骨的变化，而对于鲁迅具体语言变化的研究和描述，为我们更细致、确切地认识现代汉语的转型，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包罗万象的宝库。本文试图通过鲁迅作品语言变化的细致研究来考察现代汉语形成初期的一些特点，为人们进一步厘清现代汉语的形成过程以及参与形成过程的各种因素，把握现代汉语的发展规律，为汉语史的研究、现代汉语的规范性研究、文学语言的发展路向以及现代汉语信息化处理的研究提供一些参照。另一方面，鲁迅的翻译语言与创作语言的整体研究能较为具体、客观地展现翻译在鲁迅现代语言形成中的作用，把人们忽视已久的，鲁迅在翻译实践中对语言所作的实验、创造，以及蕴藏在语言形式里的鲁迅思想和精神的丰富内涵揭示出来。本文是以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研究路向，对鲁迅一生的创作语言和翻译语言的历时考察。首先从语言哲学的层面考察了鲁迅语言观的变化，然后从语言——语义层、认知层、语用层三个层面对鲁迅作品中的词汇、语法、篇章、修辞等方面进行研究。在描述鲁迅语言演变的过程中，分析语言变化的历史缘由和文化内涵，进而探讨语言变化过程背后所隐含的深刻的文化演变以及语用主体认知的变化。从语言是“载道”的工具到语言是“民族心理的指向标”观念的转变，标志着鲁迅语言观的质变。这一变化影响了鲁迅翻译以及文学创作中语言使用的策略，具体地说，就是影响到他选词、造句、构篇、修辞等语言行为。鲁迅作品中词的变化体现在字母词的大量涌现以及字形和语素组合的不稳定、义位的变化上，但总的发展趋向还是朝着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在词语的使用上，主导语言影响着鲁迅对词语的选择、对语义表达方式的心理设想和词义组合、聚合的整体构造方式。句子语序出现了文白交替的过渡形态，欧化的书面语特征比较明显，语序变得更灵活。句法方面出现了文言、古白话句法的沉淀，以及新、旧句法成分合并而形成的句法“杂合”现象，同时还有“性数体”等语法范畴的生成与变化、主语的频繁使用以及新结构的产生，出现了句法严密化、情感化的发展趋向。句式方面有新旧句式的叠架、句式多样化等特点。鲁迅文言时期的作品与现代白话时期的作品相比，篇章的衔接机制、篇章话题结构、篇章的宏观构建机制都有明显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书写体式标记、语法衔接、词汇衔接等微观篇章衔接机制的变化，以及话题结构推进模式、篇章结构建构机制的变化上。在修辞层面，鲁迅文言时期作品在整体上缺乏创新精神，而在现代白话时期，作家在观念上打破了许多禁忌，在语言的使用上强化了主体意识，修辞面貌也焕然一新，主要体现在鲁迅对传统比喻、用典、仿拟等辞格的创造性转化，以及体现了其哲理化思考的色彩、音韵节奏、梦、空白、梯级修辞等方面的运用上。从以上几方面的论述中，我们看到，鲁迅的语言出现了由文言时期相对“纯粹”到现代白话时期“杂合”的发展趋势。鲁迅语言的“杂合”是现代汉语形成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体现了鲁迅身份认同与文化心理中的巨大矛盾，以及鲁迅试图整合和超越这种矛盾的努力。所以鲁迅语言上的杂糅，是一种有意识的整合，是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各种语言资源的兼收并蓄和创造性转换。鲁迅语言的“杂合”性体现了转型时期语言的复杂性以及语用主体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同时也是转型时期社会文化的深重矛盾在语言上的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