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贯彻“引进来”的对外开放战略,实施一系列便利外商投资与促进市场开放的措施,优化了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营商环境,推动了新一轮的高质量、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2018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数额达到139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引进技术的对外开放途径之一,FDI引致的母国与东道国间的国际技术扩散能够通过国际技术转移效应和国际技术外溢效应来实现,技术扩散过程中能够使得东道国当地企业获取先进技术、知识资本及经营管理理念等稀缺生产经营资源,东道国(地区)尤其是引进FDI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增加该国资本存量并能够更好地发挥“后发优势”来引进、消化吸收国外优质经营资源与先进技术知识资本,也能为本国就业人员提供更加优质的就业机会,并且均会对东道国(地区)的技术吸收、技术进步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产生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在发展我国外资引进规模与质量水平的同时,需要结合我国实施市场换技术的制度环境来全方位优化本国引资和制度政策。制度因素是一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实现生产力提升的重要外部环境,也是新制度经济学派所认为的能够决定一国(地区)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东道国当地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以及FDI的技术扩散效应的有效实现均受到东道国整体的制度环境的不同程度的影响;制度质量还会通过影响FDI的流入水平、区位选择等方面来作用于FDI对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深入考量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情况下,探究FDI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间的作用关系并进一步研究制度质量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其中的具体的调节效应将有助于我国改进制度质量和改善外资营商环境以吸引更多优质外资进入本国,优化本国市场竞争格局以及促进本国企业对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及本土化改造和创新,促进我国更高效地实现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目标。本文基于FDI的国际技术扩散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理论分析框架,从理论上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和制度质量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影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以及FDI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存在的具体的调节机制,并相应地针对主效应和调节效应做出理论假说。文章测算了2008-2018年我国30个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变化指数和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并将制度质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在计量模型中引入制度质量、经济发展水平分别与FDI的交互项,以交互项回归系数来判断制度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各自的调节作用存在与否及其大小,并选取人力资本、进口依存度、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及研发投入作为本文计量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实证层面本文通过豪斯曼检验模型内生性问题,模型采用静态GMM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和扩展回归分析,旨在研究FDI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关系及其中存在的具体的调节机制,并使用动态GMM模型及OLS估计法重新测算TFP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对实证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地区制度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均对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制度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对于FDI和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均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制度质量未对FDI与区域技术进步间作用关系产生显著的调节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则对FDI与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和区域技术进步两方面均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此外,通过四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知道,模型中选取的控制变量均对我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主要的政策启示如下:第一,从整体角度来看,健全我国制度体系,营造更加优质和透明的营商环境与制度环境,以吸引更多优质外资流入本国,带给本国本土企业更先进的技术、知识资本以及生产经营资源,整体促进我国各地区FDI的高效吸收与技术溢出效应的实现并促进本土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升;第二,从区域角度来看,本国应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来制定适合的制度政策与引资政策,并鼓励不同区域间进行生产经营等核心资本的共享,鼓励区域间经济交流与互助,以促进我国各地区的生产率水平和经济水平的稳定增长,实现区域间经济产出和外部营商、制度环境的联动发展。第三,重视本国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大高等教育及就业培训等知识稀缺资本的投入,发展更多优质知识型、技术型社会人才,人力资本结构的改善可以大大提升本国及不同区域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和促进对引进的先进技术的本地改造创新,促进国际技术外溢效应的实现,最终实现我国整体及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质的跃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