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欽定禮記義疏》八十二卷(後五卷為禮圖),卷首一卷,為清高宗御纂《三禮義疏》的第三部,先後由甘汝來、李紱、任啓運三人主持編纂,歷經十載,於乾隆十年(1745)成稿,乾隆十九年(1754)刊刻成書,乾隆二十年(1755)頒行天下,有稿本、武英殿《欽定三禮義疏》本、《四庫全書》本、各省書局《御纂七經》本等版本,傳世數量很大。它是“禮治”施政理念的產物,清初科舉的迫切需求,歷代官修《禮記》傳統的結果,同時也受到《禮記》私人著述的啓示,是學術發展與政治需求雙重作用的必然結果和產物。全書除“案”外,徵引歷代禮說265家,共約12058則,依“正義”、“通論”、“餘論”、“總論”、“存疑”、“存異”、“辨正”七大義例進行分類編排。’“正義”是該書的主體,其他皆為附庸,而“正義”中鄭注、孔疏佔了一半之多。這反映出三禮館臣對傳統經學之重視,而並非一般讀者所認為的傾向理學。《禮記義疏》重視關乎經義之校勘,以本校、他校和理校為主。雖然校勘術語尚缺乏固定的程式,書中的“舊本”、“古本”和“今本”等相關版本概念也相對模糊,但對我們今天閱讀和校勘《禮記》仍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禮記義疏》訓詁特徵多同於宋元時期的學者,但是由於立足鄭注、孔疏,已經開始注意因篆文、草書等字形相似的原理來分析經典用字,以及訂正用字訛誤,疏通經注文,訓解經義,可謂是乾嘉小學發皇之先聲。而《禮記義疏》關於《禮記》各篇主旨、成書的認識和考訂,以及篇章章節的劃分和章意的總結大體中肯,有些覲點,甚至得到後來學者的普遍認同。而在名物制度考察方面,融合漢宋,不盲從前人,創見頗多,是該書最大的成就之一。《禮記義疏》系統地整理總結了清以前駁議鄭注的成果,全書91條“存異”鄭注,有關禮制的49條,有關訓詁、名物的42條,均有所依據,大多以案語的形式加以辯駁、匡正,這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材料和思路。由王文清、吳廷華二人編纂的《禮器圖》,共255幅,附有圖說,是在聶崇義《新定三禮圖》和楊復《儀禮圖》基礎之上,廣泛搜集參考前人成果,删減補漏而成。引入大量宋元禮說,總結歷代諸家得失,初具闕疑精神,是該《禮器圖》的顯著特徵。對後世諸如黃以周《禮書通故·禮器圖》等禮圖有顯著的影響。前人對《禮記義疏》的評價雖然不一,且以批評為主,但該書對於當時學風轉變和其他相關文獻影響之巨大不容置疑,尤其是對孫希旦《禮記集解》的影響隨處可見,可請深入肌理,因而研究《禮記義疏》,有助於我們當下對經學史和相關文獻的梳理、研究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