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科报告制度使得犯罪成本提高,并以标签形式区分前科人员,有助于预防犯罪。但随着社会发展,前科报告制度引发的社会问题愈发凸显,主要是前科人员和守法公民之间的矛盾激化以及前科人员和其近亲属在生活、就业、学习等方面受到不公正、不平等对待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党中央关于“社会治理”理念的提出,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不断提高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处理好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前科消灭”制度是对前科报告制度的改革,是我国法律制度和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虽然目前没有明确立法,但在国外该项制度已较为成熟,且国内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都已取得进步,应当转变观念,建设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前科消灭”制度,实现由“管理”到“治理”。本文站在社会治理视角,评述我国当前前科制度的利与弊,论证“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需要,主要体现在构建现代法治体系、培育现代法治精神、增强社会治安防控的要求。此外,“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也是社会主义人权治理的需要,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同时,本文结合现实情况,分析“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符合法德结合的社会治理价值导向,符合公平正义的社会治理工作要求,符合社会治理的法治精神。当然,“前科消灭”制度建设也面临着实际问题,主要包括“前科消灭”制度的设计较为复杂、报应文化的消极影响、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根据上述论证,本文对“前科消灭”制度构建提出了一些思考,分别从立法层面的设计、司法层面的保障、政策层面的扶持提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