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的大动荡,也引发了国内外诸多学者对货币政策调控与金融市场稳定间相关关系的关注。Borio&Zhu(2008)提出货币政策传导的风险承担渠道,指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仅能够直接影响银行的信贷规模,还能够通过刺激金融机构的风险容忍度进而促进信贷投放,最终影响宏观经济稳定。作为连接宏观调控和实体经济的重要桥梁,商业银行对政策的反应关系到宏观干预手段的传导效果,同时它们的风险承担行为也是影响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关于货币政策调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同时,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货币政策执行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预期的引导与管理成为了各国央行货币政策框架的要素之一。然而,目前国内鲜有研究关注央行沟通这一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于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乃至整个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央行言辞沟通纳入货币政策框架,通过构建央行言辞沟通指数和实际行动指数探究了央行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本文首先在梳理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归纳了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机制。其中,中央银行的反馈效应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灵感。同时笔者还关注到了几个可能影响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因素,并提出了文章的研究假设。随后,本研究利用上市银行的季度数据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在中国确实存在。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同样也受央行言辞沟通这一新型政策工具的影响。同时,本文还发现货币当局信誉问题也会对货币政策效果产生影响。当央行言行不一致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显著。同时,银行的资产规模会削弱风险承担行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之所以存在这一现象,是因为资产规模大的银行与系统中其他主体的关联性比较强,一旦发生风险将会快速传播,因而受到更严厉的监管所致。最后,央行的言辞沟通频率也会影响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基于上述结论,本文的政策建议包括:要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制定的框架,在调整货币政策时应当关注央行实际行动以及央行沟通对金融机构风险取向的影响进而对金融稳定产生的影响。同时注意央行沟通和实际行动的配合,灵活运用二者并及时监测市场的反馈。此外,货币政策宏观调控与监管机制协同跟进,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最后,货币当局还应当注意沟通次数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