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两种非效率投资问题普遍阻碍着我国企业的长远发展。在当前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市场环境下,加强对公司投资效率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投资效率的高低与投资决策质量息息相关,而风险承担水平又反映企业对投资项目的决策偏好,所以关于投资效率、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但是目前这方面文献较少关注董事会及其成员这一主观因素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即使部分文献有所涉及也是从董事会的监督职能视角展开研究,很少从董事会的决策职能视角切入。董事会是公司重大决策机制的核心,一方面董事会代表股东监督公司管理层的经营行为,另一方面公司重大决策方案又要经过董事会的表决,所以实质上董事会兼具决策与监督职能。合理的董事会结构应该能提高企业的决策质量。前人做了大量关于董事会异质性的经济后果研究,但是并没有就某一单一异质性因素深入地探讨,结论比较笼统。本文认为在我国,董事职业背景异质性对董事个体认知偏差影响最甚,这是因为中国受历史文化因素和就业机制影响,大多职业都设有显性的学历准入门槛和隐性的性别偏好,以及年龄、工作经验限制等,这就导致董事的职业背景在一定程度上部分涵盖了性别、学历、年龄等背景因素。董事职业背景异质性的增强,一方面增加了董事会整体的知识储备、职业经验,从而激发讨论,使投资决策过程更加理性;另一方面会加剧董事会内部的群体分裂度使决策过程更加冲突,内部博弈之下为了兼顾各方意见,最终的决策往往趋向保守,从而影响企业整体的风险承担水平以及投资效率。因此,本文选取2009-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以高阶梯队理论、社会类化理论、群体决策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为基础,运用实证手段来研究董事职业背景异质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并探索风险承担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的角色。经检验,得出如下结论:第一,董事职业背景异质性的增强可以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第二,董事职业背景异质性的增强会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第三,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降低可以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第四,风险承担部分中介了董事职业背景异质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本文说明了董事职业背景异质性并不是单纯地抑制企业的风险承担,而是将其降低至合理水平,在这样的理性风险承担水平下,企业对投资方案的决策能力、以及投资方案执行过程的监督能力也随之增强,在抑制盲目过度投资行为的同时也能部分避免因判断失误而导致的投资不足行为,从而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异质化的董事职业背景为低风险承担水平下有效投资方案的识别提供了可行的职业经验支撑。本文丰富了投资效率影响因素、董事会异质性经济后果这两方面的研究,并尝试性地从风险承担的角度解释了董事职业背景异质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路径,为企业完善董事会结构、调整风险承担水平、提高投资效率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