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近年来能源消费引致的环境破坏对我国居民的福利水平和健康状况都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引入了健康能源强度这一概念。与传统的能源强度指标不同,健康能源强度摆脱了从经济产出考察能源强度的传统思维定式,能够从健康角度审视能源效率问题。因此,对健康能源强度开展研究对于实现“健康中国”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对2005-2016年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健康能源强度进行了测算,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健康能源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变化趋势,进而判断我国健康能源强度是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其次,本文利用泰尔指数测度了我国全国层面和东、中、西部地区健康能源强度的时空差异,并通过趋同性研究方法对健康能源强度的趋同模式进行检验。然后,基于空间自相关性的诊断结果,本文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对健康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展开实证研究。最后,通过整理上述研究的结果,本文得出了研究结论,并根据结论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我国健康能源强度在空间分布上具有集聚性,高健康能源强度省区主要集聚在西北部地区,低健康能源强度省区主要集聚在中部和东南沿海地区。在集聚模式上以“低-低”集聚为主。这种集聚态势表明不同省份的健康能源强度存在空间自相关性,Moran’s I的检验结果也支持了健康能源强度空间自相关性的存在。(2)我国健康能源强度的整体差异逐年增大,且整体差异主要由区域内差异导致,但区域间差异对整体差异的影响有上升趋势。各区域的健康能源强度差异呈现不同的变化趋势,东部地区的区域内差异在考察期内先上升后波动下降;中部地区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则具有显著的上升趋势。在对整体差异的贡献程度上,西部地区的贡献率最高且仍有上升趋势,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3)趋同性检验结果表明,除中部地区外,东部和西部地区以及全国层面上均不存在σ趋同。但在东、中、西部地区和全国层面上,健康能源强度具有绝对β趋同。就健康能源强度的变化速度来看,西部地区的速度受健康能源强度的初始水平的影响最小。(4)空间计量的回归结果表明,从直接效应来看,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能够正向影响当地的健康能源强度;而外商直接投资、公共卫生支出和技术进步能够负向影响当地的健康能源强度。从间接效应来看,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公共卫生支出和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产业结构对健康能源强度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能源消费结构、外商直接投资、公共卫生支出和技术进步对健康能源强度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有图22幅,表12个,参考文献122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