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领域也相应伴随进入新常态的时代格局,人民群众对社会安全感的需求不同以往也更加强烈,因此,提升社会安全感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新常态下的社会安全感是社会公众对社会生存环境安全及社会内在价值的全面评价与体会,是人们在满足各方面物质及精神需求后获得的内心确认的幸福感。它包含物质安全和精神安全两个层级的体认。物质层级,是人们的生存需求得到全面满足后的感知；精神层级,是人们对保障自身发展的社会内在价值的评价。这种内在价值与法治精神所蕴含的公平、正义、秩序、人权等价值高度契合且共通。在这个意义上,当下影响社会安全感的因素也可分为两个层面,一个是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的安全问题,一个是法治精神在法律运行中存在的瑕疵与偏差。因此,法治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解决社会安全问题的社会治理模式,不仅通过制度建设实现社会治理,更能够为社会提供精神指引,当然成为提升社会安全感路径选择。在社会治理上,应遵循新常态下的社会特点,注重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基础性及日常性工作,以法治基础整体性提升来提高社会抵御风险和化解安全问题的综合能力。在精神指引上,修正并完善法律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恢复法治精神引领作用的价值发挥,提升法治公信力,化解社会公众的不安或质疑。因此,新常态下,我们应以法治的常态化工作来奠定社会公众获取安全感的信心基础、优化获取安全感的社会环境、筑牢获取安全感的底线保护、构建获取安全感的机制保障、提供获取安全感的内生动力,促进社会安全感两个层面不断向上提升,让人们在法治社会中获取最大程度的安全感和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