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地区大学教师聘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受到新公共管理的巨大影响。香港公营部门改革,倡导将市场机制与企业的管理方法引进政府部门,新的管理方法渗透到高等教育领域,改变了传统的教师聘任方式。香港实行高等教育扩展计划,本着节能增效的原则,将新公共管理理论引进大学教师聘任制度的设计中。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香港政府对高等教育削减资金,这对依靠政府财政拨款的高等教育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高校不得不对自身的管理方式做出调整,在教师聘任制度上引进市场运行机制与企业管理模式。香港地区大学教师聘任制度的发展具备合理的体制环境。在外部治理上,大学具有完全的教师聘任权,政府无权干预,香港政府成立了教育统筹委员会、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香港学术评审局等中介组织,主要通过拨款、监督和评估三种手段间接影响大学教师聘任制度的设计与运行。在内部治理上,香港各大学的治理模式可以简单的归纳为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学校的各委员会通过校长向校董会汇报工作,但行政事务的管理与学术事务的管理是相对分离的,校董会对学术事务没有最终的决策权,学术事务由教务会及下设各委员会负责,而行政事务由校董会下设的各委员会负责,校友评议会作为大学的咨询监督机构。各部门职责明确,权力界限明晰而又相互制衡,同时各权力机构又能有效的沟通与合作。大学教师的聘任属于学术事务的范畴,校董会下设的行政与计划委员会负责统筹,由教务委员会、院务委员会以及系务委员会负责实施,实现学术权力由上到下逐步转移。从规范层面分析,香港地区大学教师聘任制度包括了教师的准入、晋升、考核、薪酬、退出等一系列规范,是各大学学术制度运作的法律根基,这使得教师从准入到退出这一完整流程“有法可依”。综观香港地区大学教师聘任制度的各个流程,可以发现其具有浓厚的新公共管理特征,体现出了新公共管理倡导的市场运行机制,大学教师准入、晋升、考核、薪酬与退出制度与新公共管理市场运行机制中的市场选择、市场竞争、市场监控、市场交易、质量保障不谋而合。从组织层面分析,大学教师聘任制度的规范文本表达的是“法律的逻辑”,是规范制度操作中“有可为”与“有可不为”的指导性文件,是制度的表层。由表及里,可以发现任何一个制度的设计背后都体现着一定的治理理念,表达着权力的分割博弈与权力的运行模式,这体现出制度的“治理逻辑”。深度剖析香港地区大学教师聘任制度,发现也蕴涵着新公共管理的一些显著特点：首先,教师聘任的权力分散在各院系成立的叙聘委员会以及系主任和院长手中,他们对教师聘任均没有完全的决定权,彼此间形成相互制衡与咨询协商的关系,体现出新公共管理所倡导的“分权”这一观点；其次,教师聘任的权力由大学校董会通过权力的层层转授实现的,招聘副教授的权力由学术副校长转授于院长,招聘助理教授的权力由院长转授于系主任,这体现出新公共管理倡导的“权力重心下移”的主张；再次,教师的准入、晋升、考核等均由资深教授决定,发挥了学术卡里斯玛与教授治校精神,体现出新公共管理倡导的“公共问责”；最后,教师聘任制度的设计与运行既带有官僚制注重效率的特征也带有学术制度民主性的特征,与新公共管理主张的“绩效管理”暗合。从文化层分析,香港地区大学组织文化突出表现为法治精神彰显、自由主义传统和人文主义取向,附着在这种组织文化基础上的大学教师聘任制度具有权威性、灵活性和多样性的特点。2003年,北京大学人事制度改革引入了香港科技大学的教师聘任制度,两所大学教师聘任制度规范文本的设计理念相同,都将市场运行机制引入到教师聘任当中,但却出现了不同的治理逻辑,究其原因,香港科技大学的成功主要在于教师聘任制度与组织文化生态的融合。香港地区大学教师聘任制度带有很大的新公共管理特征,它强调引入仿市场竞争机制,这的确促进了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学者的晋升也更加透明,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导致了学者学术发展水平的“马太效应”。以市场机制为设计理念的大学教师聘任制度存在着危机：商业性与学术性发生冲突,教学与科研的分离,量化的教师考核制度抹煞了学术职业的特性,薪酬政策的变化对教师的激励作用不明显。因此,如何在学术资本主义的大学时代秉承理性大学的优点,克服市场化和企业管理模式给教师的学术发展带来的弊端成为未来改革的方向。具体到香港地区大学教师聘任制度而言,未来的发展走向主要集中在推行终身教职职后评审政策、减少和限制终身教职的职位数量、加大绩效工资的比例以及确保同行评价在教师晋升中的主导地位上。大学教师聘任制度是现代大学学术制度的主体部分,受我国大学“后发外生型”特征的影响,中国内地大学教师聘任制度一开始就带有国家计划的色彩,在当时的环境下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高校作为一个独立学术主体的作用被遮蔽。近年来,大学教师聘任制度改革取得的成绩不容忽视,但在改革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内地的大学教师聘任制度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我们需要在立足本土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大学制度,同时在具体操作中还需要对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和深层思考,如制度背后蕴藏着的大学精神、大学理念、学术责任、学术自由以及组织文化等。通过研究香港的大学教师聘任制度,可以发现香港之所以取得成功在于从三个层面共同推进人事制度的改革。香港地区大学教师聘任制度的成功经验可以归结为三元建构：即完善的大学教师聘任制度规范文本、健全的大学教师聘任制度组织架构、融合的大学教师聘任制度文化生态。目前,内地的人事制度改革已经从制度移植层面转向了组织建构层面,香港与内地同根同源,文化层面的建设可以通过两地携手合作。内地大学教师聘任制度的改革在规范文本建设上需要以学术职业发展为根基,在组织结构建设上需要协调的权力运行机制,在文化生态的建设上需要理性自觉的文化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