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翻译活动日趋复杂化多样化，传统的翻译理论观——“忠实、对等”与现实翻译活动严重脱节。面对“对等论”产生的信任危机，“功能翻译理论”从“现实翻译”中翻译目的、读者需求、译者地位的改变，重新诠释了“忠实”之名与实。而“变译理论”则为翻译实践中的“非常规翻译”方法争得了名正言顺的一席之地，弥补了功能翻译理论没有进行具体策略探讨的缺憾。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译论研究与西方接轨并进行对话的一个契机。本文通过对两者在理论背景、研究范式、核心体系的比较研究，试图揭示两者各自形成的个性与共性、理论性与实用性，探索两者的融合途径；并通过对中西译论“知行合一”的研究，探索翻译能力培养之明心之“道”与善工之“器”。　　本论文的研究沿“归纳”、“解读”、“比较”和“反思”四个步骤展开。首先，“描写”沿着两条路线：一条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中“源语中心论”主流下的翻译变体意识发展路径“失本——求用——形式（与意义）——（译者）重生”；另一条是西方功能翻译观念在语文学——语言学——文化学范式下的演进。接下来是“解读”和“比较”，要解读中西译论存在的个性与共性问题，关键的突破口是理论基础及研究范式。功能翻译理论是以哲学、语言学、美学、语用学为理论依据的“理论视野”，变译理论是建立在中西方变译史料基础之上的“实践视野”；理论范式上前者重“描写”，体现了“前瞻性”及“演绎法”，后者重“应用”，展示了“后馈性”及“归纳法”，但二者在研究起点、研究目标和研究范式的转变上存在着相似的轨迹；核心体系比较上，以实证研究为佐证，以明心之“道”与善工之“器”为着眼点论述了翻译能力构成要素之翻译专业知识和策略能力：功能翻译理论为理性层面的指导与描写，变译理论为实践层面的操作与规范。研究力求从“描述”性到“分析”性；从“实证”性到“理论”性。最后进行反思，研究西方理论的目的不仅仅是了解西方有什么，更重要的是借鉴其理论研究方法及理论研究的合理成分，并将之运用到我国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的具体语境中去。　　通过研究，本论文得出的结论是：功能翻译理论与变译理论是具有共性的不同译论。中西方的翻译研究各有侧重，西方翻译理论家是在学术层面上进行思考，而中国的翻译研究者则是在实践层面上进行研究。从翻译的本质及其服务功能来看，二者合一才是翻译研究应具备的本来面目。因此，两者从理性与策略角度的融合，首先解决了“应当”与“为什么”的问题，进而处理了工具理性与工具技术的问题、评价翻译行为和制定具体策略的问题。两者所具有的个性与共性使之能够走向融合，成为翻译研究新的发展轨迹。可以说，功能翻译理论与变译理论的融合是“中西融通”观点的一个有益的尝试。　　本论文主要采取了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以比较翻译学为理论上的整体统摄，以翻译研究范式、翻译理论构建的相关理论为主要依托，对中西译论合力对翻译产品解读所作的一贯努力和所取得的卓越成效进行阐释，并把中西译论比较研究所酝酿、倡导和推动的借鉴与融合上升到理性认识，以期为规划理论研究取向、寻求理论开发重点、制定中西译学互用方案以及实施对策提供一个视角，并为今后相关的深入研究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