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是一种称谓,它指代一群人以及这群人所共享的文化符号。作为族称的“苗”不会变化,但它指代的人以及文化、符号却时刻处在变化之中。因此,特定的时空场域中,“苗”具体被谁代表、被哪些文化符号要素彰显并不确定。也因此,“苗”与权力发生了关系。本文将渝东南的M村视作一个社区透视单位,以族群理论、社会转型论和乡村治理研究理论为关照,采用民族志的架构以及历时研究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置身特殊“血缘—地缘”网络中的M村的权力运作及变迁的考察和论述,展现“苗”的表达、实践的变化过程,从而揭示“苗”与权力的复杂的互构关系。论文认为,民国时期,“苗”是种地方性分类,社区权力提供了两种规训:如何成为一个苗民以及苗民们如何与当地的汉民互动。新中国成立后,革命话语与民族话语接连入村,国家意识形态重塑了“苗”,苗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被激发,但国家权力策划并实施的一系列针对乡村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却严重地搅乱了既有族群知识的完整体系。改革开放后,苗民们普遍外出打工,处于边缘化的苗族客观特征愈加碎片化。政府部门及学术系统的关怀助益了苗民民族认同的客观主观化过程,但群体内部的主观客观化能力较弱,核心家庭原子化正将“民族”、“宗族”等群体分类模式一步步推至虚化的位置。民族话语引导下,村落权力精英与政府、研究机构、媒体等组成的现代知识权力体系的权威代表协作,共铸了整个直辖市内M村作为苗族的身份正当性和典型性。当权力运作出的新的苗族文化、符号遮盖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之时,“苗”出现了分离。大部分苗民并不能参与到这种嫁接式的文化符号的展演中,也未从中获益。因此,民族话语或多或少地显露了“经纪”的属性。M村可以将“苗”树为旗帜,但政府权力更应该关注的是每一位村民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