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庚早在1939年就提出了“话剧民族化与戏曲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并对此关键问题作了极具学术前瞻性和纲领性的论述。在张庚的戏剧生涯中，“话剧民族化”是他进行“戏曲现代化”探索的起点；而“戏曲的现代化”则是他在“话剧的民族化”的实践基础上才逐渐形成，并成为他一生戏剧探索的重心的。张庚对于话剧的民族化工作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认识到中国话剧的民族化工作必须走大众化之路，而大众化又需要以学习和借鉴传统戏曲艺术的“旧形式”为前提条件。而张庚在戏曲的现代化工作上的主要贡献，一方面在于他为戏曲艺术发展中“两条腿走路”和“三并举”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则在于他所积极参与领导的二十世纪的“戏改”工作和戏曲现代戏的艺术实践，这些都切实而有效地推动了戏曲现代化工作的进程。 　　正是在“话剧民族化与戏曲现代化”的实践中，张庚形成了以“剧诗说”为核心的戏曲美学思想。张庚的“剧诗说”是受传统曲学影响，借用西方的概念，并结合中国戏剧的实践而逐渐形成的。张庚“剧诗说”最大的理论贡献就在于抓住了戏曲艺术最显著的美学特征，即戏曲的“诗性品格”，尤其是以此启发了一种诗性的领悟戏曲艺术精神的方式，而这也可以看作是他“剧诗说”的理论内核。与此相表里，张庚的“剧诗说”对于中国戏曲艺术的提炼过程、中国戏曲艺术的夸张表现和中国戏曲艺术意境营造等重要问题都给予了极大关注。公允地说，张庚的“剧诗说”对于戏曲艺术并不具有本质的统摄性。因为，“剧诗说”的逻辑起点，不是对“戏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解答，而主要是针对戏曲如何实现自身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效用。尽管如此，“剧诗说”对于戏曲艺术的思考却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因为它确实触摸到了戏曲艺术诗性品格的特质。 　　张庚所领导的戏曲现代戏实践，以新内容为精神内核，以新程式为表现手法，同时辅之于现代的剧场思维，这不但深化了“剧诗说”对内容与形式之关系的思考，而且延伸了“剧诗说”对神似与形似之关系的理解，同时还明晰了“剧诗说”对程式与流派问题的认识。如此一来，戏曲现代戏也就成为张庚的“剧诗说”在戏剧实践中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