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资本,其基本的含义是指非政府所拥有的资本,是与“国家资本”相对的,从所有权的角度对资本进行的一种定义。汉代的民间资本作为汉代社会总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投资结构、经营方式、与汉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自身的基本特点,都是汉代经济史、社会史中重要的研究课题。在我们今天所说的三大产业中,汉代的民间资本都有投资。汉代民间资本对农作物种植业的投资方式主要有使用奴隶耕种、租于贫民耕种以及雇佣劳动力耕种三种,此外还有直接投资于土地。汉代民间资本对手工业的投资,依照行业特性和资本规模的不同,有不同的投资方式。汉代民间资本对商业的投资,主要有兼营、专营和囤积三种方式。对于贳贷业,汉代民间资本主要采用信用借贷和抵押借贷两种方式进行投资。此外,民间资本在交通运输业等其他服务业也有投资。总体来说,汉代民间资本在各个行业之间的投资结构是以农业为主的,但这种结构不是静止的而是流动的。汉代以农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从市场和消费能力两个方面制约着民间资本的投资。在这种双重制约之下形成的汉代民间资本的投资结构,又反过来强化了汉代的经济结构。汉代民间资本通过将土地、劳动力、资本和经营者才能四种生产要素投入生产过程来实现其投资的目的。每种生产要素都有其获取的渠道。对于土地要素,汉代民间资本主要通过经济或非经济的手段兼并获得;对于劳动力要素,汉代民间资本主要有使用自有要素、雇佣劳动力和购买奴隶三种获取方式;对于资本要素,货币资本有权力和经济两种获取渠道,实物资本则主要有使用自有资本和从市场上购买两种方式;而对于经营者才能这种要素,则是要通过长时间的人力资本投资来获取的。汉代民间资本在进行交易的时候,通常订立契约来保证双方的利益。零售交易一般采用口头契约,而跨期交易和不动产交易则采用书面契约。汉代书面契约的订立规则比较完善,从契约的形制到执行的流程以及违约惩罚都有相应的规定。汉代民间资本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采用广告的形式为自己的产品进行宣传推广,具体有实物广告、声音广告、文字广告几种形式。汉代民间资本在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应当采用了和官厅会计类似的会计方式,包括会计凭证的采集和整理,会计信息的处理和输出等过程,也产生了复式记账法的雏形。汉代民间资本与汉代国家的互动,依照双方资源占有状况的区别有不同的互动模式。在资源占优的情况下,汉代民间资本采用了比较主动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实现自己的利益,反之则表现出适应与调整的姿态。汉代国家对民间资本采用的是抑制与利用并举的策略,其对民间资本的利用主要体现在财政补充和公共品供给两个方面。汉代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的冲突,直接体现在市场份额’的争夺上。而深层次的矛盾则在于两者资源配置的方式的区别。汉代民间资本与汉代国家和国家资本诸多互动模式的底层逻辑是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性的限界与越界。汉代民间资本对汉代城市社会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积极影响体现在产品供应、物资流通、刺激消费、提供就业几个方面;消极影响主要是扰乱社会秩序和助长奢靡风气两个方面。汉代民间资本通过掌握土地影响和控制汉代农村居民的生存环境。除了分别影响汉代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之外,汉代民间资本更是影响着汉代城乡社会之间的互动。这种对城乡互动的影响有并行的两条线索:经济方面体现为城市对农村的汲取和反馈;秩序方面体现为农村对城市的渗透和包围。与此同时,汉代民间资本还逐步改变着汉代的社会观念。汉代民间资本在城乡间的流动表现出清晰的结构性特点。汉代民间资本的这种结构性流动,对汉代社会流动性结构的产生和后续的衰减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汉代民间资本在投资经营以及与国家、社会的互动过程中,主要表现出以下基本特征:投资动机的逐利性;市场性与依附性并存;外部产权边界的清晰与内部的集权制产权结构并存;风险回避型偏好。汉代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在产权结构、经营目的、产品流向以及经营模式四个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汉代国家对民间资本的利用和保护,是以利用为目的的保护,有着明显的局限性。而汉代民间资本在与汉代国家的互动过程中,有过妥协,但也有过挣扎和反抗。汉代的民间资本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其投资结构与汉代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之间制约与强化的关系,一直影响着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民间资本的发展到汉代形成了第一个巅峰,这最初的巅峰也遗憾地成为了古代社会民间资本发展最后的“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