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是一部文采绚烂、义理精深的著作,东汉许慎、高诱相继为之注解。历来有关此书的研究文献也称得上汗牛充栋,但专门针对许高二注的所占比重很小。而学者研究许高二注,不外乎版本校勘、注文辑佚、注文疏补以及训诂成就等方面,对其所蕴含的思想、学术等深层次意义则忽视不置。本文既要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一步,又要努力尝试从新的视野展开探讨。第一章,对《淮南子》许高二注的文献状况作一番较为全面、系统的调查与考校。虽然清代学者在这个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有不少地方值得修缮和补充。关于二注的相杂及区分,则是首当其冲的问题。根据历朝史志和私家书目,同时参以历代著述所引二注的情形,我们发现,许高二注相杂一书应是发生在北宋太宗和真宗朝,起因可能是缘于一场宫廷大火,而此前两者一直并行别传。二注相杂不久,即被苏颂发现并区分,但他的成果掩没不闻,大约过了八百年才重新为清代陶方琦等人辨别。清人的区分主要立足于苏颂《校淮南子题序》,其实从注文内容如互见法的使用、重复释文的出现等方面,也可以得到有力的支撑。二注相杂及区分这一问题得到清理后,其两千年的流传历史就比较容易勾勒了。同时,二注残缺也为清代学者辑佚留下很大空间,但他们只注重许注而忽略了高注。通过搜罗和考究历代文献所引《淮南子》注文,我们认为大概有70余条引文应属高注佚文,还有100余条引文疑是许注佚文,为清人所遗漏。第二章,主要从问世时间、训诂特征、思想性以及与《说文解字》的关系等方面,对许注八篇展开集中讨论。许慎为《淮南子》作注皆因机缘所促成,因为习读《淮南》既非他的家学师承,又非他的兴趣所在。汉安帝永初四年,许慎以太尉掾属的身份被征诏参加盛大的东观校书活动,即是以校注《淮南子》为务,一年后书成并上呈朝廷。虽然许慎的《淮南子注》已无完本,但现存八篇也能管中窥豹。总的说来,许慎注《淮南》,重视对原书各篇大意的概括,偏重字词、名物、史事的解释,比较注意原书楚语的使用,而且行文追求简朴明了,很少使用训诂术语。由许注八篇的一些相关注文看,许慎对于《五经》有很多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既相信明经致用的经学传统,又敢于正视原书中批判《五经》的言论,同时不排斥诸子尤其是老庄的观点,表现出通达的思想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说文解字》与《淮南子注》之间还存在相融互补的关系。两者互相取用,共同促进了许慎学术的发展。第三章,以高注十三篇为对象,主要讨论高诱的生平著述、高注的内容及特色、高注的思想性、高氏群经之学等问题。与许慎正好相反,高诱为《淮南子》作注,既是承继马融、卢植的家学师法,又是自身兴趣和责任所在。从仅存的十三篇看,高注涵盖非常广博,但着重于解释字词、训解名物典章、考述史传典故和阐发文句义理。同汉代其它注书相比,高注还体现出注重篇名解题、细化注音方式、广罗方言俗语以及校勘、阙疑并重的训释特色。作为一位具有忧患意识的经学家,高诱还有意把大量富有儒家色彩的思想言论植入到《淮南子》的注释中,以期将原书纳入辅翼儒家经传的范畴。而且,他疏解字词文意又多以儒家经传为准的,对原书批评儒家的言辞也有意曲解,用以维护和尊崇儒学,由此表现出强烈的宗经、崇儒意识。这种意识直接导致高诱在注解《淮南》道家派言论时有意将其导向儒家义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以儒解道的倾向。除了能够窥测高诱的思想外,高注十三篇还为我们了解其学术状况打开了入口。通过分析高诱引述儒家经传的情况和论述《五经》的言论,其经学架构和受学渊源都能得到疏理,从而探知他的群经之学。第四章,从社会及学术背景、注解体例、诂训异同等方面对许高二注进行比较研究,并综合评价其学术地位和价值。许注产生于东汉中期,高注出现在汉之末世,整整相隔百年。虽然这一百年依旧是经学一统,但社会机体的内层却在悄悄发生转型。就政治面貌看,国家正由平稳兴旺转入混乱衰败。就学术格局看,经学正由昌明鼎盛转入昏暗式微。就社会思潮看,老庄思想正由微弱潜伏转入渐强显豁。时代背景的不同,造就士人治学方向和态度的不同。许慎忽子书,故注解疏阔；高诱重子书,故注解精详。相对《淮南子》来说,这一百年又是幸运的一百年,不但流布甚广,而且不乏研究者。许慎即是始作俑者,高诱则是总结者。这种情况决定了高注对许注存在直接的承袭关系。高诱毕竟是一位卓出的注疏家,与许注相比,高注的体例更加丰富,解题、释义、注音、引书、存异、校勘、阙疑一应俱全,并且形成了一套较为固定的训义体系。这反映出汉末学术重视集成、总结和求变的特点。尽管许高二注存在诸多差异,但从学术发展的历史看,两者皆有承上启下的学术地位,在文献、训诂等方面也包含着十分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