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的健康与教育不仅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还与其成年后的健康、收入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是故,研究儿童健康和教育的影响因素对于理解和制定有关儿童人力资本的政策尤为重要。父母与同伴在儿童成长中均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本文从农村儿童成长环境中两个方面——父母与同伴——研究环境对于儿童的健康与教育这两种人力资本的影响。本文中,父母和同伴又分别从两个具体而微处着手。父母的第一个角度是从父母外出、儿童失去父母照顾与关爱来研究留守儿童健康所受到的影响；第二个角度研究父母在大饥荒中出生对儿童健康所带来的代际影响；同伴的第一个角度研究同伴的健康对于青少年健康的影响,第二个角度是研究同伴辍学对于儿童辍学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思路是,从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出发,根据中国农村的特征,借鉴已有的文献,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微观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等宏观数据围绕父母与同伴对儿童人力资本的影响展开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为政策制定和改革路径的选择提供经验数据的支持。本文主要研究工作如下：一、通过将父母融入同一个框架,研究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身体健康的影响近年来许多农村青壮年到城市里打工,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很难将其子女带在身边,这些被托养或寄养在亲友家中的儿童我们称之为农村留守儿童。儿童本应该和父母一起生活,因为父母对子女的感情和照顾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这种共同生活所形成的温馨家庭氛围能使儿童健康成长。由于缺乏父母的关爱,留守儿童所受到的心理和身体的负面影响是我国近年来所面临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我们的结果显示仅母亲外出及父母均外出的留守儿童生病或患慢性病的概率较父母均在家的儿童分别增加2.76%和3.82%,增加幅度分别为52%和71%,而仅父亲外出对留守儿童健康的影响不显著。留守儿童这一不利处境提示我们,我国政府应积极采取措施减小父母外出给留守儿童健康带来的影响。二、通过将父母融入同一个框架和运用Differece-in-Difference(倍差)分析法,研究大饥荒对健康的代际影响近年来一些研究表明大饥荒对于社会经济和人们健康有长期的影响。例如,Chen and Zhou (2007)研究发现在大饥荒中出生人群的身高平均降低了3.03厘米,说明大饥荒显著地影响了在饥荒中出生人群的健康。大饥荒中出生的人群在20余年后结婚生育,则这些父母在饥荒期间所经历的不利因素可能影响其子女的健康,即大饥荒可能有代际影响。然而迄今为止,大饥荒的代际影响却鲜有文献研究。第3章研究我国1959-61年大饥荒对儿童健康的代际影响。可是,大饥荒对健康的代际影响并不是先验的直观明了。首先,我国的大饥荒前后历时三年,儿童的父母有可能都经历了饥荒,那么父亲和(或)母亲经历饥荒对子女健康的影响孰大,抑或都有影响?识别的困难在于父母很可能均经历大饥荒,如果孤立研究其中一方的影响,则有遗漏另一方的偏误；如果将双方同时纳入模型则会因共线性而无法估计。通过区分仅母亲,仅父亲,父母均在,父母均不在大饥荒中出生四种情况,我们解决了识别问题。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和Difference-in-Difference方法,我们发现父母均在大饥荒中出生的儿童,相对于父母均不在大饥荒中出生的儿童,其身高显著地降低了0.37个标准差,而仅父亲或仅母亲在大饥荒中出生儿童的身高虽也受到了大饥荒的负面影响,但并不十分显著。本文的结果表明大饥荒的影响将会在代际间延续。三、利用我国大饥荒构建工具变量,研究同伴肥胖对于青少年肥胖的影响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青少年的体重日益增加。虽然目前我国青少年超重或肥胖率并不十分突出,但超重和肥胖人群的数量与日俱增。由于青少年的体重与成年后的健康状况密切相关,研究青少年体重受何种因素的影响,就显得十分重要。第4章旨在估计青少年体重的同伴效应。使用2000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我们估计同伴平均BMI (Body Mass Index,身体质量指数)对青少年BMI的影响。估计同伴效应的困难在于内生性问题。我们的估计通过使用社区特征变量控制了相关效应(Correlated Effect)。我们使用工具变量解决同伴BMI的内生性问题。研究过程中,我们使用了三个工具变量。借鉴已有的文献,前两个工具变量使用同伴父母的BMI作为工具变量；我们构建了同伴中父母出生于我国1959-1961年大饥荒中的比例作为本文的第三个工具变量。我们的估计结果支持对同伴效应的猜测。其它情况均相同条件下,同伴的BMI每增加1个单位,青少年自己的BMI将增加0.27-0.30个单位；分性别的回归结果显示女孩的同伴效应在0.32-0.37之间,男孩的同伴效应在0.25-0.29之间(且并不显著),说明女孩的同伴效应大于男孩的同伴效应,即女孩相对于男孩更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同性同伴的回归结果显示,女孩的同性同伴效应介于0.34-0.42之间,男孩的同性同伴效应介于0.21-0.23间(且并不十分显著),说明女孩的同性同伴效应大于男孩的同性同伴效应,即女孩相对于男孩更容易受同性同伴的影响。第4章估计得到同伴BMI的社会乘数效应分别是1.37及1.43,即单个青少年的BMI每增加1个单位,将会使得整个社会青少年的BMI增加1.37-1.43个单位。对工具的变量的检验结果表明我们的研究没有弱工具变量问题,同伴父母在大饥荒中出生的比例是同伴BMI有效的工具变量。而且,本章的结果十分稳健。四、利用中国农村的“男孩偏好”构建工具变量,研究同伴辍学对于儿童辍学的影响儿童辍学是我国面临的严峻问题。第5章尝试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识别农村儿童同伴辍学对儿童辍学概率的影响。与第4章相同,识别同伴辍学效应的困难在于自我选择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以及很难将反身问题(reflective problem)和相关效应(correlated effect)区分开来。利用我国农村的户口登记政策以及“男孩偏好”现象,我们非常巧妙地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具体地,本章构建了同伴中第一胎是男孩的比例作为同伴辍学率的工具变量。从直觉上看,同伴中第一胎男孩子越多,由于农村家庭偏好男孩,同伴辍学率将越低,通过同伴效应将会使得个体儿童的辍学概率降低。我们发现十分显著的同伴辍学效应。同伴辍学率每增加1%,则在其它情况都相同的条件下,儿童自身辍学的概率将增加0.393%-0.504%。据此计算,本章同伴辍学的社会乘数为1.647至2.016,即一个儿童辍学并通过同伴效应扩大之后,最终会引发1.647至2.016个儿童辍学。我们还发现大龄儿童更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其它情况均相同条件下,女孩也更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我们通过反事实检验等方式验证了我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结果表明我们的结果十分稳健,且我们估计得到的同伴效应并不会受到相关效应的影响。本文可能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1.在研究内容上,本文独辟蹊径,将目光对准了我国农村的儿童。本文的第2章是第一篇严谨地研究留守儿童健康受到父母外出的实证文献；第3章是研究父母经历大饥荒对儿童健康代际影响的第二篇文献,首次研究大饥荒健康代际影响的文献是Feng and Ha (2010)。我们与Feng and Ha (2010)的不同之处在于本文将父母经历大饥荒融入一个框架,而不是在研究父亲(母亲)经历大饥荒对儿童健康的代际影响时忽略了母亲(父亲)经历大饥荒的影响,因此,本文的估计应该是更为可靠的因果影响；第4章是我国甚至是发展中国家第一篇研究青少年健康的同伴效应的文献；第5章是我国第一篇从同伴角度研究同伴辍学对儿童辍学概率影响的文献。2.在研究方法上,我们秉承实证精神,采用现代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方法进行数据分析与建模手段,力求提供客观科学的评判,避免个人主观倾向。第2章与第3章的在研究方法上创新之处在于我们将父母融入一个框架中来研究父母对于儿童人力资本的影响,而不是在研究父亲的影响时忽略母亲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可以推广到许多代际影响的实证研究中；第4章在方法上的创新是运用父母经历我国1959-1961年大饥荒构建工具变量研究同伴健康效应；第5章在方法上的创新之处是运用中国农村“男孩偏好”现象构建工具变量研究同伴辍学效应。3.在研究结论上,基于充分的分析与稳健性检验,本文的发现有助于制定适当而有效的政策解决农村儿童人力资本方面的问题。我们发现父母与同伴均是影响儿童人力资本的重要因素。其它情况均相同条件下,父母外出务工将使得留守儿童更容易生病；父母在大饥荒中出生将降低其子女的身高；同伴的健康将会影响青少年的健康；同伴的辍学会影响儿童辍学的概率。不仅如此,我们的结果还从公共卫生学角度为父母抚养子女茁壮成长提供了一般意义上的借鉴。例如,我们发现母乳喂养可以增加儿童的身高；改善卫生环境可以改善儿童的健康。总之,本文的结论有助于加深父母以及同伴对儿童人力资本的理解,引起社会公众关注农村儿童的健康与受教育问题。本文各章间的联系如下：本文的第2至第5章既独立成章,又相互联系。独立成章是指这四章中每一章都集中研究一个问题,均有对该问题的研究文献回顾,均有讨论针对该研究问题的计量估计策略,可以独立成文；相互联系是指本文各章间又有内在的联系。首先,第2、3章从父母角度研究父母对儿童人力资本的影响；第4、5章从同伴角度研究同伴对儿童人力资本的影响。父母与同伴均是儿童的成长环境,因此将这四章综合来看,本文研究的是儿童的成长环境对其人力资本的影响,而从研究父母的影响过渡到研究同伴的影响又是通过我国1959—61年大饥荒这一历史事件衔接起来的。其次,从方法上来看,第2、3章的分析方法相同——根据父亲和母亲对子女的影响不能分开的原则,均将父母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来分析父母的影响。如果单独研究父亲或单独研究母亲对子女人力资本的影响,则有可能在研究母亲对子女的影响时遗漏了父亲的影响,反之亦然。第4、5章的分析方法亦相同,均使用工具变量法来研究同伴对儿童的影响。再次,本文第3、4、5章的研究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又具有共通之处,这种相似性表现为研究某种因素对于农村儿童人力资本具有的“社会乘数”影响。例如第3章研究大饥荒的代际影响,即大饥荒的对健康影响的乘数效应,第4、5两章均是研究儿童的同伴效应,揭示的也是同伴效应的社会乘数。故这三章在研究“社会乘数”这一内容上具有相似性。最后,本文独立的四章又通过本文的研究对象——我国农村的儿童——而串联起来。子曰：“里仁为美”。意思是说要选择有仁德的地方居住,自己才会变得更好。在我们今天看来,孔子的话说明了儿童所处的周边环境对于儿童的成长有重要影响。本文从儿童成长环境的四个不同方面研究儿童人力资本所受到的影响。但必须承认,本文所研究的儿童成长环境仅仅是其成长环境中的一部分。无论是从父母角度出发研究父母外出对于留守儿童身体健康的影响,父母经历大饥荒对其子女的身体健康的代际影响,还是从同伴角度研究同伴辍学、同伴肥胖对儿童肥胖及辍学的影响,都仅仅研究了影响儿童人力资本的部分因素。然而,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无论是缺乏父母的关爱,还是父母经历大饥荒,无论是同伴较为肥胖,还是同伴辍学,所有这些对于儿童人力资本的积累均有显著的影响,并且这些影响将伴随儿童的一生。我们常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那么儿童的人力资本在年幼时所受到的影响,必将影响到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正因为如此,从政策制定者角度来看,我国应该制定政策逐步改善农村儿童在人力资本方面与城市儿童之间的差距,这是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社会均衡发展的当务之急。对于留守儿童健康所受到的影响,改革我国的户籍制度,剥离附着在户籍制度上不平等的社会福利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之道；对于父母经历大饥荒对儿童健康的代际影响,这一结论提醒我们父母所经历的一些负面影响将会传递给其下一代,同时也揭示了营养干预对接受营养干预政策的下一代有益。是故,改善我国农村儿童营养的政策将不仅提高当下儿童的健康,还会提高下一代的健康；对于同伴肥胖对青少年肥胖的影响以及同伴辍学对儿童辍学概率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提醒我们儿童的肥胖及辍学不仅仅是儿童的个人问题,而且是具有社会乘数的可引起更多儿童肥胖以及更多儿童辍学的社会问题,所以旨在改善我国农村儿童健康的政策以及提高农村儿童受教育程度的政策将会由于同伴效应而带来比期望效应更大的实际效果。理解父母与同伴对儿童人力资本的影响,将有助于我国进一步发展农村经济,促进我国城乡经济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