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代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主要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及二战后的十年间写过相当数量的战争诗,却并不被诗坛和研究界视为重要的战争诗人。其战争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包含战争元素的同时,文本往往呈现出有悖传统的美学主义倾向。本论文试图着眼于这种美学化的倾向,提出史蒂文斯战争诗的诗学价值和复杂性仍然是被学界低估的——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政治性,而且具有诗学性,本质上与史蒂文斯在二战时期提出的“新浪漫主义”诗学观具有内在的关联,可以说是史蒂文斯为了检验诸多源于“浪漫主义”传统的诗学原则能否在战后存续的一种实验性的试探。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一批受到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的学者开始,相关研究大多采用了“历史批评”或“意识形态批评”的方法,重在肯定史蒂文斯战争诗包含的政治性以及战争责任观的表达,并在基本观点上达成了很大程度的共识——史蒂文斯的战争题材书写表现出一种自我矛盾性,既是“历史的”,又是“非历史的”。一方面,史蒂文斯的确对历史事件有深切的关注;另一方面,在指涉战争的现实场景时,史蒂文斯又反复地从历史主题本身偏离,倾向于一种脱离集体性历史事件本身的似乎过于个人化或者美学化的书写。史蒂文斯的战争诗在本质上是“新浪漫主义”的。其很大程度地脱离了战争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削弱了文学对战争的负面因素的呈现,而更多地在战争主题诗作中与以威廉·华兹华斯、瓦尔特·惠特曼、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为主的浪漫主义诗学传统进行着一场辩证的对话,并试图在现代战争语境下重构浪漫主义诗学原则。论文正文分为三章。第一章讨论史蒂文斯的战争诗对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自然观”的回应。本章着眼于史蒂文斯对“战争”的自然性的探求,并讨论其诗学观中“战争”与“自然”的潜在同质性。哈罗德·布鲁姆在对华兹华斯的研究中提出了“自然人”（Natural Man）的概念,与“经济人”或“社会人”相对立,“自然人”极大程度地与自然融合,成为自然循环过程的一部分。史蒂文斯从一战初期到二战后期在诗歌中塑造的“士兵”是华兹华斯式的“自然人”,参战“士兵”在年龄和身份上本应该与华兹华斯理想中的以老者和儿童为典型的“自然人”相去甚远,但史蒂文斯在战争诗中却使“士兵”与他本应有的社会身份脱离,试图赋予他“自然性”。围绕一战初期诗作《一个士兵的来信》,本章试图剖析史蒂文斯观念中“士兵之死”事件如何被视为一个自然过程,及其带来的特殊审美性;而创作于二战之后核战危机背景下的《夏日的证明》和《秋日的极光》两首诗则进一步展现了士兵“自然人”意象在史蒂文斯诗中的诸种变体。士兵的自然性重构了浪漫主义的“超验”追求——在战争的介入下,自然本身不再具有“最高”意义,而是具有一种介于崇高与虚无、超验与非超验之间的不确定审美性。第二章讨论史蒂文斯的战争诗中的“音乐性”与浪漫主义诗学的对话。在战争诗中,史蒂文斯对音乐元素的运用甚多,主要具有两个特点:一是“音乐性”指的既不是诗歌的音韵效果,也不是“自然音乐”,而是重在对“人工音乐”（乐器音乐）的呈现;二是在声音效果上重复地将音乐与静默辩证地交融。本章以“静默的音乐性”界定史蒂文斯的战争诗学观,指出其在战争诗中对音乐的呈现仍然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传统,尤其是惠特曼的战争诗。但史蒂文斯对惠特曼是有超越性的,史蒂文斯诗中的“音乐性”与“静默性”构成了一种自我论辩。如果说“静默”是现代战争造成的不可言说性或者不可书写性的表征,那么史蒂文斯对惠特曼式的行军音乐的借用则暗示了从“不可书写”向“书写”的回归。在另一层面上,战争诗中“静默的音乐性”也象征着时间维度上的瞬间与永恒之间的统一,应和了浪漫主义诗学中对生命与艺术的永恒性的想象。第三章从诗歌体裁的角度,讨论史蒂文斯如何将“战争诗”与“元诗”（meta-poetry）两种诗歌体裁融合为一,并成为其“新浪漫主义”诗学观的一部分。史蒂文斯创作于二战后期的多首重要诗作都既指涉战争,又同时指涉诗歌创作。以往的研究对史蒂文斯的“元诗”往往一笔带过,尚缺乏深入挖掘。本章指出,战争题材的元诗是史蒂文斯在诗歌文体上的大胆创新,其根本目的是要证明“战争”与“艺术”共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本章主要聚焦《最高虚构笔记》和《恶之美学》两首长诗,指出史蒂文斯在“元诗”体裁的创作中更加有意识和直接地重构了浪漫主义诗学观——一方面,他通过建构“诗人-士兵”形象讨论艺术创作者的主体性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在战争语境下重新定义了诗学维度的“崇高”。总而言之,史蒂文斯将战争与浪漫主义诗学传统相联系的根基在于,他将超验的浪漫主义理想嫁接于经验主义的战争语境之中,在两种似乎相悖的传统中发现了一种相似的对“无限性”之可能的追寻。史蒂文斯的战争诗往往采用一种自我论辩结构指涉浪漫主义诗学传统。构建于战争诗学中的“新浪漫主义”特征与观念主要包括:第一,构建一种介于“崇高”与“虚无”之间的中间状态;第二,展现一种超越个体生命边界的无限绵延的时空;第三,提出以“士兵-诗人”形象为中心的作者主体性,并试图借此实现战争与艺术的平衡与交融。本研究旨在揭示史蒂文斯战争诗学的特殊性,以及浪漫主义诗学传统在现代时期的重新建构。在美国现代主义诗歌和文学理论中存在“反浪漫主义”或者“客观化”的倾向,而史蒂文斯对浪漫主义的重新发现在现代主义中具有独特性,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另外,战争题材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也具有特殊性。以往的浪漫主义研究中很少提及战争,更少有作者借用战争主题对浪漫主义的譬如“崇高”这样的观点进行诗学维度的回应。将战争题材创作与诗人的浪漫主义诗学倾向联系起来研究,具有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