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网络成为大众的舆论场时,传统的诽谤行为借助网络平台,不仅传播速度更迅猛、传播范围更广泛,而且造成的后果更加恶劣,甚至僭越了刑法的规则底线。为了有力打击网络诽谤犯罪,规范网络主体行为,维护公民的个人权益,本文结合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与《刑法修正案(九)》的相关规定,旨在严格入罪标准、完善程序法理论、以及通过合宪性解释权衡诽谤罪涉及的名誉保护与言论自由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分析网络诽谤犯罪的现状入手,着眼于信息化背景下我国网络诽谤问题的泛化,提出网络诽谤犯罪的刑法回应以及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在此基础上,结合《解释》的最新规定,从网络诽谤行为罪之规范架构角度,对网络诽谤的现有争议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合理界定其犯罪要件的应然内涵:对“行为要素”的认定,“散布”是其方式重点、虚假事实是其行为内容、而公然性特指散布对象的多数性;对“犯罪对象”的认定,公职人员与死者的名誉分别作限制与扩大保护,以及公民的名誉权是不容放弃的;对“情节严重”的认定,关于饱受争议的“转发五百次”的量化标准,笔者引用客观处罚条件说阐释其合理性,而《解释》中危害后果的规定应作“量刑情节”考量;对涉及到的“责任主体”的区别认定以及对“主观故意”中间接故意的囊括认定。同时,将诽谤罪同实践中容易混淆的三个罪名作界限认定。最后,着重提出我国网络诽谤刑法规制的边界与方式:于宪法规范下厘清言论自由与名誉诽谤的界限;尽管世界的立法趋势是废除诽谤罪,但我国当前还不宜对其完全除罪化;公权力不宜轻易介入网络诽谤中;在借鉴域外国家立法对诽谤罪的免罚事由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二百四十六条中增设免责条款的具体方案,以期更好地调适司法实践中言论自由与名誉保护的冲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