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防卫的司法认定不仅直接影响防卫人应否承担罪责的最终评价,还关系到和谐法治社会构建过程中对于犯罪一般预防的主题。时下,一系列正当防卫争议案件的涌现,引发公众对正当防卫制度更多的关注,但同时也招致更频繁的法律批评。申言之,立法者虽然在制度上明确了有利于防卫人的目标导向,但司法实务中的运作仍难以令人信服,表现在实践中司法认定的结论时有悖于常理、经不起法学研究者严格的推敲、甚至难以达到形式正义的标准。本文通过引入“王浪故意伤害案”“黄海龙故意伤害案”等典型案例,在全面审视案情事实的基础上,以防卫限度构成性要素为突破口,讨论防卫限度司法认定的难点。经研究发现,防卫限度司法认定的争议往往聚焦在结果限度要素、防卫紧迫性要素以及条件限度要素上,此外,在司法认定过程中,从结果-行为进路出发的审察视角也极大地影响防卫限度的正确认定。实害衡量标准、行为控制标准、“优势”即禁止标准以及武器对等标准则直接影响上述要素的具体认定,并根本地影响着正当防卫地正确认定。针对正当防卫限度司法认定困境,本文以“独立双重过当说”作为防卫限度司法认定的直接基础,肯定行为-结果的司法认定进路,以情境中的防卫行为作为考察的前提,当且仅当防卫行为在认定上超过必要限度,并且造成具有因果联系的中重大损害出现时,才可以认定防卫人的防卫行为过当。在具体认定的思路上,应当遵循防卫限度要素优先,条件限度要素次之,结果限度要素至后的逻辑。具体认定的几点要点包括:第一、坚持不法侵害发生时防卫人的主观视角对防卫紧迫性作事前认定,并纳入社会一般人标准来实现其合理性;第二、将防卫工具纳入防卫行为手段中予以考察,而不作独立审查;第三、将防卫人数作为独立考察的事实要素;第四、肯定不法侵害人法益悬置说,避免陷入唯结果论,并坚持在防卫有效性的前提下考察防卫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