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作为信息技术发展的产物,近年来在全球经济疲软、经贸摩擦不断及新冠肺炎疫情肆掠的背景下,正逐渐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字经济的发展往往意味着互联网的极大普及、计算机软件从业人员的集聚和科技支出在财政预算中比重的增加,以此通过连接更多市场主体、持续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和促进研发创新,来共同增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本文首先从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背景和概况进行了分析,明确了课题的研究方向及研究意义。其次通过对比研究,从数字经济的界定、测量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等六个方面对中外已有的学术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以此作为本文的理论依据和基础。接下来则进一步梳理了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划分不同地区进行了探讨,强化了课题的现实支撑。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选取了2013-2019年间我国31个省、直辖市及自治区的相关指标,参考已有文献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构建了以互联网普及率、从业人员结构、数字交易占比、科技支出占比等四个指标为核心解释变量,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为控制变量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量体系,以此为基础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从业人员结构的改善和科技支出的增加,能对FDI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数字交易的活跃在相同显著性水平下正向影响较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互联网普及程度对FDI有相对较小的正向作用。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FDI产生较大的正向影响。而即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贸易发展水平带来的FDI增加仍然不太明显。本文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并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内生性检验,原方程均能顺利通过检验。为进一步探究异质性,将原样本分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两组分别进行回归,结果显示在北方和中西部地区发展数字产业以提高相关就业人口的占比,提高科学技术支出在财政预算中的占比,都将显著增加FDI的吸引力。最后,本文仅针对实证结果提出政策性建议:加速互联网普及,完善通信基础设施;加大科技投入,树立数字核心竞争力;发挥比较优势,探索有特色的数字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