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及1940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写作是特殊的存在，它收获的赞誉与贬斥几乎一样多，但毕竟，它们以自己的姿态丰富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史。 长期以来，对这些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歌做出的观照已足够多。本文试图做的是，从现代主义文学的明显特征——知性——的角度来进行一次讲述。 本文首先解决“何为知性”的问题。在梳理“知性”在哲学、诗学以及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渊源流变的基础上，文章认为，在诗学观念上，“知性”是“智”，智慧，是体验、思想、哲理等等，是偏于理性、逻辑性的一路，但又要来自感性；在诗学策略上，“知性”是“智”，诗人的机智，体现在诗人使用饱含感情与理智的意象，运用好戏剧化因素，适当地应用反讽、悖论等来增强诗家语的弹性上。 随后，本文分析了知性在1930、1940年代诗人诗作中的表现。为切入论题，文章选择了卞之琳、冯至和穆旦作为代表进行言说。在第二、三、四章里，文章在细读其文本的基础上，对他们的诗学观念及其写作策略上的知性进行了重点论述。 文章认为，三人在诗学观念和诗学策略上有不少差异，进而指出，知性追求的路远未走完。将来，知性写作仍是一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