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职务犯罪是新农村建设中最大的“绊脚石”,因为村官的身份和管理事务的复杂性,检察机关在查处村官职务犯罪面临不少棘手的法律问题：97年刑法没有将村官纳入职务犯罪的主体范围,2000年立法解释也只概括列举了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从事特定的七项行为时依国家工作人员论,才可构成职务犯罪。村基层组织还包括哪些组织,七项行为以外的行为能否构成职务犯罪均没有规定。故而惩处村官职务犯罪力度不强,老百姓权利意识的觉醒要求打击村官腐败的呼声十分强烈,两者的冲突日益引起广泛关注。研究村官职务犯罪,首先必须界定村官的身份和范围。村官职务犯罪行为的性质和内容更是关键点,村官从事的工作多样性,要严格区分行为的性质。村官只有在依法从事公务时才能构成职务犯罪,在从事村自治事务和经营活动中涉嫌的犯罪行为,不成立职务犯罪。文章以职务犯罪为视角,结合刑事政策学的理论。以湖南省湘潭县辖区内的村官职务犯罪情况为样本,湘潭县检察院的业务数据研究为基础,具体真实的案件为切入点。全面阐述村官职务犯罪的特点,剖析村官职务犯罪的经济、制度、法律、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以及深层次的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遵循犯罪控制论“不能”不敢”不想”犯的内在逻辑追求,提出预防职务犯罪的三对策,即法律预防、社会预防和主体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