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开始,我国增值税改革坚持有增有减的结构性调整,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从重塑央地财政关系、提高征税率以提高政府财政能力等方面,转变为解决重复征税、消除因资本构成而存在的行业间税负差异等问题。2004年增值税转型改革首先在东北三省的八大行业进行试点,并在2009年在全国全面推行。此次改革改变以往企业所购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不允许税前抵扣的规定,对企业投资行为采取税收抵扣政策,以往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而自“营改增”以来,中国增值税已成为国内第一大税种,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如何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从税制改革角度提供优化资源配置方案显得极为重要。在开放经济背景下,中国增值税改革不仅需要满足公共事务开支、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等目标需求,也应兼顾培育国内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的要求。与美国对最终销售行为与劳务行为环节征收的商品和劳务税不同,中国增值税注重生产、流通环节,虽然对政府征税有利,但在培育企业国际竞争力方面处于劣势;中国增值税在体制完善与具体执行层面仍存在较多问题。首先,多档税率的存在导致税收结构复杂化,在抵扣链条中呈现“低征高扣”和“高征低扣”的现象,使资源配置偏离最优状态。从中国增值税改革历程来看,除了针对特定行业的免税和零税率等特殊政策,中国增值税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初便采用了17%与13%的高低两档设置,2012年“营改增”以来又加入11%和6%两档,尽管2017年后消除了13%这一档,但多档税率格局并未改变,多档税率因企业间抵扣差异引致的资源误置问题未能得到有效缓解。其次,中国不完全出口退税政策同样是影响中国产品竞争力的不利因素之一。完全出口退税可以很好避免国际双重征税,也是保证国内增值税改革的贸易中性;相反,不完全退税政策会因为双重征税制约一国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此外,出口退税政策在时间和地区两维度上缺乏稳定性不利于出口增长。长期以来中国出于宏观经济调控、外贸结构优化以及外向型经济发展等目的并受中央财政状况影响而频繁调整出口退税政策,自1995年至2019年总计调整32次,在此期间受地方财政能力影响,实际出口退税程度也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差异。最后,中国增值税改革实践进程中也存在地方财力不足、治理能力不够导致企业逃避监管等实际问题,其中增值税改革引致的地方财政压力长期受到关注。财政压力加剧改变着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公共服务等经济政策抉择,从而对地方经济主体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发展格局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分税制改革确立了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取消农业税、所得税分享、增值税转型以及“营改增”等一系列重大财税体制变革不断削弱了地方财权,地方财政支出责任与财政能力之间的不匹配问题凸显,尤其是地方政府债务与地方财政压力区域间不平衡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在开放经济视角下厘清中国增值税现有制度安排与改革对经济贸易的影响,并探讨增值税改革实践引致的出口效应显得尤为重要,也对中国增值税改革阶段性方案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依据。本文着眼于中国增值税改革的出口效应,试图理顺增值税对出口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量化其国际经济福利效果,为中国增值税改革提供参考依据。本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创新之处。第一,有别于传统文献中封闭经济的研究框架,本文基于多档税率的新视角拓展了增值税对国际贸易非中性影响的作用渠道,探讨开放经济下增值税税率简并改革的出口效应。第二,本文运用结构模型对增值税改革的出口效应进行反事实估计与福利分析。具体而言,本文在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框架下构建了包含增值税的结构模型,首次模拟量化中国不同出口退税政策下增值税税率简并改革的出口与国际经济效应。第三,以往研究认为国内增值税政策变化对国际贸易呈现中性特征,但本文依据中国增值税的现实情况,对于中国增值税不满足“理想型”增值税设定的方面进行详细探讨。本文具体探讨了开放经济下的最优增值税政策与实施方案,并提出了增值税简并改革与出口退税协同配合的新思路,对当前中国最优增值税改革方案研究形成有力的补充。在具体研究内容上,主要聚焦于中国增值税改革的出口效应、增值税改革进程中地方财力和监管能力等问题引致的出口效应两方面,具体安排如下:一、聚焦于中国增值税改革的出口效应,分别从增值税的单档税率和多档税率假定入手,使用结构模型等量化方法探讨增值税的出口效应,主要内容体现在本文的第三、四章节部分。首先,第三章对传统的增值税出口效应模型进行改进,证明“理想型”增值税的出口中性以及探讨单档税率下中国实践问题。本研究借鉴Costinot＆Rodríguez-Clare（2014）一般均衡模型,将Feldstein＆Krugman（1990）的两国三部门的跨期消费分析转变为阿明顿分析框架,由此开展对单一税率假定下中国增值税出口效应进行理论以及量化分析,以便于量化中国增值税税收变化对双边贸易、各国经济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理想型”增值税呈现贸易中性特征,其税率提高并没有引起资源配置问题而造成福利损害,对于进出口结构也均无影响。第二,由于中国出口的不完全退税,出口退税程度降低和增值税税率提升都会损害他国经济福利,但对本国经济福利没有影响。其次,第四章是在开放经济分析框架下,构建多国、多部门包含中间品与最终品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对中国增值税简并税率改革的贸易效应进行理论与量化研究。本章有别于传统文献中在封闭经济框架下对增值税的研究,并采用结构模型研究增值税多档税率对出口的影响。中国增值税多档税率在抵扣环节中的“低税高扣”和“高税低扣”将造成资源错配,推进中国增值税“简化税制、统一税率”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为了量化多档税率的政策效应,根据一般均衡框架下的结构模型,使用帽子法（the hat algebra）求取反事实分析方程系统。模型核心参数的校准主要使用WIOT2014年数据,其他参数测算结果的数据来源分别来自于IBFD、UN-Commtrade、CEPII以及以往文献。本文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完全退税下的单档增值税税率变化呈现贸易中性,而不完全退税下税率的提高相当于出口征税,阻碍出口增长与各国经济福利水平提升,其出口扭曲效应通过增值税抵扣链发挥作用;（2）多档税率效应不仅等价于更高的单档税率效应,还导致资源误置从而降低本国产品国际竞争力,进而引起出口与本国经济福利水平下降以及他国经济福利水平提高,且完全退税不能消减此影响;（3）我国近年增值税简并改革促进了本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福利提升,其中多档税率调整对本国经济福利提升作用明显,而出口退税调整更有利于本国出口与他国经济福利提高;（4）综合考虑增值税税收收入、国内与国际经济福利效应,中国单档税率最优点为10%-11%。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第一,坚持简化税制、统一税率的改革大方向;第二,注重出口退税政策的协调配合,以强化增值税改革稳就业、培育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作用,同时降低税改的潜在国际阻力与风险;第三,以增值税改革为契机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完善多边贸易治理机制。本部分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多国、多部门的一般均衡框架下构建了包含增值税的结构模型,首次模拟量化中国不同出口退税政策下增值税税率简并改革的出口与国际经济效应;第二,基于多档税率的新视角拓展了增值税对国际贸易非中性影响的作用渠道。第三,探讨了开放经济下的最优增值税政策与实施方案,并提出了增值税简并改革与出口退税协同配合的新思路,对当前中国最优增值税改革方案研究形成有力的补充。二、聚焦于中国增值税改革中地方财力和监管能力等问题引致的出口效应。利用实证方法从财政压力与企业逃避监管行为两个视角入手,首先探讨中国增值税改革通过财政压力变化对企业经营及出口影响,其次尝试厘清地方政府治理能力与企业逃避监管的联系,以此探讨企业逃避监管行为对增值税改革出口效应的潜在影响,主要研究内容体现在本文的第五、六章节部分。首先,第五章选择2004年增值税改革这一外生政策变化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增值税改革引致的财政压力提高不利于本地企业出口规模的增长。从财政压力出口效应特征来看,增值税改革相对降低了资本价格,对企业劳动就业产生不利影响,由此引致财政压力提高对加工贸易抑制效应显著,而对一般贸易作用不明显。从作用机制来看,财政压力提高后,地方政府通过缩减财政支出进而恶化了企业出口,并且省内平均税负越高、地方政府之间竞争程度越强的地区,财政压力的出口抑制作用就越强;同时,地方政府出于晋升博弈动机,将有限资源用于支持国有企业盲目投资扩张,不利于培育企业竞争力与对外贸易发展。相较于既有研究,本部分的理论与现实贡献在于:第一,关注财税政策调整引致的地方财政压力出口效应,并着重挖掘来自微观企业的实证证据;第二,在评估增值税改革的出口效应时,关注直接作用机制以外的间接效应,增值税改革通过改变地方财政压力状况对地区企业经营影响是重要内容,针对税收改革政策效果评估做出了重要补充。第三,从出口视角出发对财政压力下的政府行为研究刻画作出补充,并为政府减压策略提供参考。其次,第六章的研究发现:在地方政府的政策规制中主管部门有限资源与执法高成本存在矛盾,企业逃避监管现象普遍存在,在行政级别较低、实行严格规制政策的地区此问题更为严重。本文鉴于企业层面税收数据保密性,尝试使用雾霾监测数据库加以检验。进一步,本文探讨了企业逃避监管行为对增值税改革出口效应的潜在影响。在增值税改革中,企业逃避监管对出口负面影响主要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对于政府税收收入存在侵蚀,削弱地方财力;二是通过影响税负公平进而导致的资源错配,损害生产效率。本文研究在政策建议上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在开放经济下推进增值税改革进程。第一,坚持简化税制、统一税率的改革大方向。应减少税率档次、统一税率以创造公平、中性税收环境,通过资源重新分配、完善抵扣链条进而减少资源误置问题,从而大幅提高本国经济福利、推动出口增长。第二,在增值税改革过程中充分发挥各项政策的协同作用。应适时推进出口完全退税政策,“开源节流”稳固减税基础,防止减税增支政策对税收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冲击,最大程度发挥增值税“税制简化、税率统一”改革的经济效果,抵消税改过程中国际经济增长的潜在不利因素。第三,完善增值税改革的配套措施。在增值税改革过程中应当完善相应的配套措施,为相关产业留出足够的政策优惠区间,尽可能通过优惠贷款、政府购买、财政扶持等手段加以支持,减少由此造成的税率差异从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二）重视开放经济下增值税改革的实践问题。第一,在增值税改革不断推进的当下,优化财政税收改革的制度设计,充分考虑税改对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改革事先留出地方政府的财政减压空间,强化地方对本地企业的监管力度,铲除企业偷逃的政策空间;第二,优化企业外部政策环境,培育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提高产品出口的海外市场份额;第三,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状况存在地区异质性,推进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关系改革,形成合理竞争与有效管控的局面,发挥中央与地方两层面的财政主动性。（三）以增值税改革为契机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外开放水平,完善多边贸易治理机制。在当前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应当通过增值税改革克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挑战,抓住外贸发展的机遇。第一,应深化增值税改革,以全球视野畅通国内大循环。第二,要强化增值税对外政策的协调配合。第三,应以增值税改革为契机推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双循环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