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外部环境呈现VUCA特征的时代,如何把握新机遇并保持原有竞争地位受到企业广泛的关注。公司创业投资（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即CVC）已成为非金融行业的在位企业通过对新创企业进行少数股权投资活动来开辟技术和产品新窗口的重要战略选择。对于被投资的新创企业而言,由于其自身缺乏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公司创业投资所能提供的互补性资源、多元知识和背书效应对于推动新创企业构建可持续竞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事实表明,选择公司创业投资作为融资来源的新创企业发展成就斐然,其长期发展能力和未来成长价值往往被外界持续看好。既有研究通常用托宾Q值来刻画企业的未来盈利能力、长期发展趋势和投资价值増溢潜力。那么,对于被投资的新创企业而言,公司创业投资作为一种新型融资来源究竟如何影响其托宾Q值?其中的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亟待回答。学界对托宾Q值与公司创业投资的相关议题进行了持续的研究。一方面,学者们明确托宾Q值的内涵,揭示其本质为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和潜在投资者等群体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长期发展趋势和投资价值增溢潜力的评估。既有研究肯定了托宾Q值对成熟企业或存续时间较长的家族企业的重要作用,从前因方面探究了在位企业股权结构、CEO任期、多元化战略等企业层面因素对托宾Q值的直接影响,并基于实物期权理论探讨了在位企业开展公司创业投资对提升托宾Q值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既有公司创业投资研究识别了在位企业开辟技术和产品新窗口的战略扩张动机和新创企业获取增值服务的融资需求。学者们较多地探索了公司创业投资对在位企业的财务绩效、创新绩效、综合绩效以及其他公司创业活动的影响,少数研究者关注公司创业投资对被投新创企业的创新绩效和上市表现的影响,有关公司创业投资与新创企业未来盈利能力和成长价值关系的讨论付之阙如,更不要说探究公司创业投资与新创企业的托宾Q值之间的作用机制与边界条件。综上,既有研究虽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理论缺口。托宾Q值研究方面,从新创企业角度探索影响其托宾Q值高低的前因研究不足,人们无法全面了解新创企业的未来价值是如何被决定的。如果说新创企业吸引了来自在位企业的公司创业投资是一个信号的话,那么其是否能推高新创企业的托宾Q值?如是,则这个效应具体是如何实现的?这些问题有待探讨。公司创业投资研究方面,虽已有研究从新创企业角度展开公司创业投资的后果研究,但大多数研究局限于公司创业投资对新创企业的创新产出的影响,且呈现了存在冲突的研究结论。既有研究尚未深入探究新创企业获得公司创业投资对其长期发展能力和未来成长价值的影响以及过程机制。弥合以上理论缺口对于推进托宾Q值和公司创业投资研究至关重要。首先,新创企业的托宾Q值刻画了利益相关者和潜在投资者对其价值和未来发展潜力的判断,对于新创企业建构认知合法性以及获得生存意义重大。新创企业有必要全面梳理形塑其托宾Q值的因素,从而有意识地加以管控。其次,通常情况下,对于缺乏资金与资源的新创企业而言,公司创业投资是其融资时可自主选择的重要选项。而现实表明,公司创业投资不仅能直接为新创企业提供资金和资源,而且还能影响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其未来成长前景的看法。现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公司创业投资之于新创企业的“信号”价值,不利于人们形成对于公司创业投资作用的全面理解,或减少了对这一重要选项的选择。因而,在新创企业情境下,将公司创业投资与托宾Q值关联起来,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此,本研究依托信号理论和知识基础观,聚焦于“新创企业获得公司创业投资如何影响其托宾Q值”这一核心问题,将公司创业投资、创新产出和托宾Q值纳入同一研究范畴,分析公司创业投资到托宾Q值的传导机制与情境条件。具体而言,本研究以2009年至2019年为时间窗口,选取在中国深圳创业板上市的710家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借助STATA 14.0计量软件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和倾向匹配分析,检验公司创业投资、创新产出与托宾Q值三者间的直接效应,创新产出的中介效应以及地理临近性、吸收能力和企业能见度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1）公司创业投资与新创企业的创新产出正相关;（2）新创企业的创新产出与托宾Q值之间的关系显著为正;（3）公司创业投资与新创企业的托宾Q值正相关;（4）新创企业的创新产出在公司创业投资与托宾Q值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5）地理临近性弱化公司创业投资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6）吸收能力强化公司创业投资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关系;（7）企业能见度强化创新产出与托宾Q值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结论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第一,基于新创企业情境,依托信号理论探究托宾Q值的前因,识别了公司创业投资的“信号”作用以及其对提升新创企业的托宾Q值的重要价值,推动了有关托宾Q值的前因研究。第二,整合信号理论和知识基础观,探究公司创业投资对新创企业的长期发展能力和未来成长价值的影响以及上述关系的作用机制,揭示了创新产出在公司创业投资与托宾Q值之间的重要中介作用。第三,基于中国的特殊情境,不仅探究了新创企业的吸收能力以及其与在位企业的地理临近性对公司创业投资与创新产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现有研究中有关公司创业投资与创新产出之间关系的冲突结论;而且识别了创新产出影响托宾Q值的情境条件,强调了新创企业能见度对创新产出与托宾Q值之间关系的权变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