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算起至今,中国走过了跨越百余年的跌宕起伏的近代化历程,是中国历史上新旧文化、新旧技术和新旧思想大冲突、大更迭的时代,也是中国漫长发展历史中中华民族最危险也最勇敢的时期。一直以来,不同专业领域的学者从中国近现代百余年历程中的方方面面对其做出了一系列的分析和研究。可以说,无论是从这个时期中国科学的发展、文学的变革、社会的翻覆、政治的动荡还是制度的更新来讲,它都有太多东西值得挖掘和深思。研究中国历史时之所以把鸦片战争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就在于鸦片战争的残酷硝烟不仅在骤然间打破了当时清王朝庙堂内外的平静,将中国人民的生活引向前所未有的战火,更能够看作是中国近两千年坚固的封建统治壁垒走向坍塌的开始。自1840年之后,战火从沿海地区的零星分布到由南向北的迅速蔓延,与旧中国固有道德和价值观念迥然不同的西方文明随之登陆这片古老而封闭的神秘东方大陆,坚船利炮的无情打击带来了割地赔款的耻辱和旧有制度的颠覆,旧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开始在西方入侵的外部势力影响下被迫倾向现代工业文明,广义上来讲中国的现代化就从这时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是极其特殊和复杂的,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去说明,同时笔者也有意从传播的专业视角出发,挖掘新的研究思路。就新闻传播史在这段时期的书写来说,中国的新闻传播从1840年开始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西方报纸形态的传入和迅速风靡前所未有地改善了旧中国消息闭塞的传播现状,而报纸的发展受到现代党派的形成和逐步成熟的影响,将西方现代报纸的便士报和党报发展历史杂糅于同一时段,呈现出独特的发展状况。以此管窥整个近现代中国传播的状况不难发现,受现代科技的传入和社会发展环境的背景影响,中国媒介形态得以迅速集中地发生转变。这里,本文将试图从传播的角度出发,以宏观的视角梳理1840年至今媒介技术、媒介形态,以及媒介在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信息方式的变革,剖析其所体现的现代化转型实质,以期将传播媒介的发展作为考察中国近现代现代化发展的一个独特侧面及缩影,回顾和展现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历史长河的壮阔波澜。本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主要探索促成中国媒介形态现代化的主因。可以说,中国媒介形态演进的过程背后最大的推力,就是伴随着世界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明创造的盛行而呈现出的媒介技术的进步。诚然,我国因为当时特殊的被动西化的复杂国情,媒介技术的传入和应用明显滞后于当时西方的发达国家,并且带有模仿性和跟随性。但是,技术的不分国界和进步作用确实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中国传播媒介自身形态的更新和信息方式的变革,其意义之深远甚至对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促进作用。除此之外,中国近代党派的形成、文学的争锋以及商业的发展都对不同媒介形态的转型和普及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说到信息方式,这里有必要对其进行界定和说明。信息方式一词普遍意义上是指美国学者博斯特在《信息方式》一书中所提的人类存在方式受到信息技术的影响,包括信息交流方式、社会结构、话语结构、人类交往方式等多个层面。这一结论是博斯特通过考察电子媒介语言与传统交往方式的差异而归纳得出的。本文借鉴该观点,综合研究需要,将信息方式一词定义为传播内容和人类社会因传播形态改变而发生的相应改变。具体分为两部分,一是传播内容的言语多变性,意识丰富性,内容多样性,二是人类社会运行中呈现的社会规范和交往方式变革,并以此区别于学界已有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或电子媒介对于信息方式一词的各种用法,用以解读随媒介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的媒介内容和不断加强的媒介影响力。第二至四章主要从三个层面来论述中国媒介形态与信息方式的现代化转型:第二章主要论述精英向大众的转型,这个部分着眼于最广大概念上的不同社会群体的大众传播。在宏观的研究视角下,从宏观的文化层面上讲,传统的封建时代的信息传播主体就是社会精英,而主流信息的生产也正是掌握在由社会精英组成的统治者手中。因此这里精英主要指的是社会统治阶层(他们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和文化所有权),而本文中在民国之后所涉及的精英概念则偏重于两个部分:权力精英和文化精英(因为特殊的时代背景使得二者与封建社会相比更具分离的可能性),但是无论从哪个时间节点来看,媒介形态和信息方式的现代化都体现为信息和文化的下移。本章共设三个小节,即以1919年、1949年和1979年为时间节点,将中国近现代的纸质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的发展划归为大众意识的觉醒、大众娱乐的普及和大众参与的扩展三个方面,分别从绝对权威的动摇和大众多数的发声两个方面来阐述。第三章主要论述史书向党报的转型,这个部分专注于权力所有者的信息传播。近代党报的逐渐成型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重要的一环,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党报的发展历程及对二者各个方面(起步、发展历程、内容、革新、观点、受众、理念等)的对比可以很好地反映中国近代化的意识形态更迭和各阶段社会冲突,从而展现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层面。本章共设三个小节,主要以1919年和1949年为时间节点来阐述国民党党报时期、国共党报竞争时期和中共党报发展时期三个阶段的党报成型和发展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本土向全球的转型。这个部分将中国媒介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放置在全世界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量。毋庸置疑,工业文明乃至地理大发现之前的世界是各个半球和国家基本各自为政,互不干扰的关系状态,而之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全球化的进程开始了。交通运输和战争贸易理所当然变成了全球化的助推器,而中国一步步从被动走向主动全球化的过程,正是中国现代化一个重要的研究层面,中国媒介形态与信息方式的现代化转型自然也与这一趋势息息相关。本章共设两个小节,主要以1840年和1979年为时间节点,梳理被迫全球化(包括段时间的过渡期)与主动全球化这样两个相对连续的过程,其内容主要涉及传播全球和全球传播两个不同层面。结语部分,主要总结阐述了以下观点:从1840年至今,以传统农耕文明为背景的中国在封建统治下的旧有统治体系遭到了西方相对先进的工业文明的侵扰和颠覆,中国开始逐步转向现代化。而这种现代化体现在新闻传播领域最直观的就是媒介技术发展促成的新媒介形态的出现和流行,挖掘之下可以看到的则是这种形态变化之后蕴藏的信息方式转变的现实状况。一方面,媒介形态的现代化转型体现在媒介形态突破固有的单一性和封建性而转向现代化媒介形态,另一方面,整个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进程不可避免地受到媒介信息传播的深刻影响,信息方式的转变恰好体现了媒介形态转变的重要意义,其最突出的三个方面就是从旧有状态下抽离出来,开始转向大众,开始出现党报(党媒),开始融入世界。做这些层面的宏观研究,涵盖面宽而充满趣味和挑战,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新闻传播史很有意义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