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科学实在论理解,科学本质是唯一的可证的。随着科学社会学的发展,科学本质不再看做是唯一的客观的对象,而是具有主体选择性。这直接影响到科技决策,按科学规律办事,就没有唯一的答案了。兰迪提出了三个深刻的问题:(1)如果科学本质有不同的理解,那么科学与决策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2)如果科学本质的不同理解影响到决策,那么影响的因素是什么?(3)如果科学本质的理解与科学决策有关系,那么这两者之间的最基本的关系是什么?国内外学者沿此思路探究,取得一些成就。但在科学教育与科学本质、科技决策之间的关系的论述不够深刻,还没有涉及教育的公正性与科学本质之间的关系,尤其没有涉足到决策安全的问题。科学本质具有不同理解,并不是唯心主义的命题,而是承认科学具有不同可能性的唯物主义命题。科学本质涉及到“科学是什么”的命题,因而有几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譬如,科学知识是不是一个绝对性的问题?科学观察与科学推理之间的关系?有根据的理论是不是可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为什么影响到科学?从客观上看,任何学科涉及的对象具有规律性,规律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绝对排除主体。有主体参与的活动,规律的实现依赖人的选择。人的选择又不是随意的,必须是在事物客观可能性之中的选择。这样一来,科学与科学素养密切关联。科学素养影响到科学本质的理解,不同人群,不同行业,不同科学学教育背景都影响到对科学的理解和对科技决策的选择。科学学背景人群,指的是对科学本质有系统的教育,这一人群可能有科学家、哲学家、高中大学的学生,一旦接受系统的科学与社会的教育,他们对科学的本质的理解与纯文科背景的人群截然不同。由此,引发社会教育合理性问题。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看,公共参与科技决策是科学教育提升的必然结果,这改变了专家决策模式。专家基于普遍性知识的决策不一定适合“地方性知识”,这时,公众参与是科技决策的主导形式或者补充形式,并且改变了“谁决定科学”。从更深层次看,科技决策的不同方案是根源于科学教育中对科学本质的不同理解。公众参与决策不是纯利益主导,必然参与科学理性,从科学依据上找原因。科学依据的争论的改变依赖教育的普及和提升。尽管如此,争论是正常的必须的,科学教育的目的不是消除争论,而是使得争论更接近真理,更接近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本质的不同理解在科技决策中具有多方面的作用。第一,对科学本质的不同理解影响到对科学证据的判断。科学证据看似客观的,在用于决策时,却有主观选择。因为科学证据的合理性具有暂时性;科学证据的采用具有主观性;对科学风险的评估具有随意性和主观性;个人感知和公众感知具有非同步性。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影响,科学本质的理解受主体对政治经济结构假设、理论道德假设、情感价值假设的影响。知道科学本质具有多种理解,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与价值是统一的是有帮助。坚持人民立场的价值是一种科学选择,科学本质蕴含这种选择。为了保证科技决策的合理性,普及科学教育,提升公众的科学思维水平,坚持教育面向大众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是提升科学本质理解的有效途径,也是确保决策安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