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爆发后,非常规货币政策成为各国央行刺激经济复苏的首选工具,但一系列以量化宽松政策为代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在带来超额货币供给的同时并没有完全真正带动实体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我国,货币供给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即马歇尔K值系数不断攀升,出现“畸高”现象,即货币供给与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出现了显著的偏离现象。Mac Kinnon(1997)把这种货币供给变化与实际产出量等实体经济变量之间的偏离现象称为“中国货币之谜”。基于这样的背景,针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和货币供给出现的偏离现象,通过理论分析法阐述非常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作用的传导机制,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我国在货币供给传导于实体经济过程中的“渗漏”途径及其偏离表现,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考察不同行业部门应对货币供给冲击的反应情况,并通过建立数学模型与向量自回归模型探究非常规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偏离的溢出效应,以期揭示中国“高货币化”现象下实体经济增长低缓的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在2002-2013年这12年中,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协调度不高,用于经济发展的货币供给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向虚拟经济部门渗漏现象。扣除马歇尔K值自身的贡献率外,实际产出增长、房地产销售额增长、股票市场成交额增长和金融机构存款增长对马歇尔K值变动的贡献率分别为5.6%、3.6%、18.8%与2%。虚实经济部门的内在性质差异使得非常规货币政策投放于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并没有第一时间真正进入实体部门,而是溢出到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领域追求高收益回报。因此,我们不能仅依靠扩大货币供给投放量来刺激经济增长,更关键的是满足我国企业在发展进步中的资金需求,促进消费与投资。通过完善健全我国社会保障体制,降低公众对货币的预防性动机,有效巩固市场经济体系以及完善税收机制,减小实体投资与金融投资收益回报率的差距,加快解决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做好有力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