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尤其是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国际经济稳定的“压舱石”。但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跃式发展,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问题日益凸显。“十三五”规划指出,绿色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绿色发展理念是我国今后发展过程中必须坚持的方向。因此,采用纳入资源与环境因素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代替全要素生产率（TFP）对我国经济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是更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意义的。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理念都显示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一步深入发展,各国经济加速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当前,我国正处于“中国制造2025”的关键时期,发展前沿技术对我国实现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前沿技术的发展得益于国家对技术研发的扶持和对创新人才的培育的同时,伴随着国际交流产生的知识和技术外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贸易开放和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国家间技术转移和知识外溢的主要途径,能够通过为东道国带来技术进步实现GTFP的提升,另一方面,贸易开放、FDI能够通过“污染天堂效应”对东道国环境水平产生影响,造成东道国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进而对GTFP产生负向影响。那么,这两个方向上的作用孰大孰小?因此,在综合考虑经济和环境效益的前提下,探究贸易开放和FDI对我国GTFP的影响机制和作用方向是具有理论和现实研究价值的。本文拟就贸易开放、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以促进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也为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路。本文的主要工作分为以下四部分:首先,对GTFP、贸易开放、FDI的概念进行界定,介绍和比较计算GTFP增长率的参数方法、非参数方法和指数法,探究贸易开放和外商直接投资对GTFP的影响机制,并对空间计量模型原理进行阐述;其次,从投资金额变动情况、外商分布情况、区域和产业特点三方面阐述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并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两方面论述贸易开放现状;再次,采用非径向非导向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与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我国GTFP进行实际测算,从时间特征、地区结构、行业结构三方面测算我国GTFP,并从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两方面对GTFP进行分解,然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进行FDI、贸易开放对GTFP影响的实证分析,主要从空间相关性检验、模型实证结果分析、稳健性检验三个部分依次展开。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空间聚集效应,各个省份的发展状况同时受到自身因素和周围区域发展情况的影响。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FDI和贸易开放既对本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又借助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且无论是针对本地区或邻近地区,贸易开放对GTFP的影响程度高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和贸易开放的交互项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证实部分外商企业将我国作为“污染避难所”。产业结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能源消耗作为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对本地区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除能源消耗有负向溢出效应外,其余控制变量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结果具有稳健性;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得出结论并就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在GTFP测算方法上的创新。针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核算过程中出现的非期望产出遗漏问题,本文在传统多投入指标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多产出指标,采用可同时衡量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的生产前沿最新分析工具——基于松弛变量的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基于此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标对GTFP进行测算和分解;二是模型选择方法做了新的尝试。有别于只根据Moran’s Ⅰ进行模型选择的传统方法,本文首先综合Moran’s Ⅰ和Moran散点图结果,论证空间计量模型相较于传统计量模型的合理性,而后通过Wald检验和LR检验,进一步阐明空间杜宾模型（SDM）相较于其他空间计量模型（SLM、SEM）的科学性,使得整体模型选择的逻辑链条更加完整清晰。此外,本文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GTFP结构层面的测算中只采用了地区结构和行业结构两方面,控制变量的选择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和局限性,使得纳入控制变量对模型的贡献难以达到理想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