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资犯罪的非法性认定存在扩张的趋势,特别是对于一些金融创新模式,常被作为新型集资行为进而认为涉嫌集资犯罪,艺术品份额化交易即是如此。此种现象虽然对保护金融安全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不利于金融的创新和繁荣发展,有必要引起反思和重视。以艺术品份额化交易为视角,可以切实地反映集资犯罪非法性认定的现状和特征,也可以针对性分析新型集资行为的非法性认定要点,为金融创新模式是否涉嫌集资犯罪以及具体如何定性提供些许思路。本文的逻辑思路是:首先明确本文所要讨论的内容及其定位,并交待本文所选之视角的基本情况,为后文的讨论奠定基础;随后,对本文涉及的核心理论问题进行叙述、分析和论证,确定本文探讨、解决集资犯罪非法性认定问题的理论依据;再来,从程序角度,围绕行政认定程序与刑事认定程序的关系问题展开讨论,以期为集资犯罪的非法性认定的具体操作提供些许建议;最后,从艺术品份额化交易这一视角出发,针对新型集资行为的规制问题,对当前集资犯罪的非法性认定进行限缩性思考。本文的具体结构安排与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明确本文所讨论之问题的具体内容及其价值,并介绍本文所选视角的司法现状、运行模式及其非法性认定难点及争议点。关于集资犯罪的非法性认定问题,需要区别行政法与刑法上的非法集资之概念,实际是指基于非法集资行为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之间的关系,明确非法性认定标准及相关程序在刑事领域的展开。并且,非法性认定不仅在罪与非罪层面上具有重要价值,帮助确定相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进而是否构成集资犯罪,而且在此罪与彼罪层面上也具有一定意义,根据违反的规定和侵犯的法益可以帮助确定适用的罪名。关于艺术品份额化交易,通过案例检索、分析和行为展开分析,可以发现其非法性认定中存在简单将“未经批准”或者涉案金额巨大、投资参与人众多等同于具有非法性的问题,并且在罪名的确定上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经营罪、集资诈骗罪等多种观点。第二章,讨论违法性理论问题,进而确定集资犯罪的非法性认定标准。在分析各理论的观点及争议要点后,本文持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之观点,肯定刑法不法之相对性不仅包含“量”的差异,还包含“质”的差异,即就作为行政犯的集资犯罪而言,“刑事不法=前置法之不法+量/质的判断”。在此基础之上,肯定集资犯罪之非法性认定标准——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的独立意义,同时建议完善“未经批准”这一形式标准的内涵、适当明确实质标准的判断内容和增加实质标准对形式标准的否定机制。第三章,从程序的角度,明确集资犯罪的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的关系,进而明确像艺术品份额化交易一样的新型集资案件中的行政认定与刑事认定的衔接问题。其一,刑事认定不能单纯依靠行政认定,无行政认定时应当独立判断;其二,刑事认定不能一般性肯定行政认定结论,应当进行形式与实质的双重审查。第四章,在上述论述的基础上,根据当前集资犯罪非法性认定存在的扩张趋势,从刑事政策和集资参与人角度进行限缩思考。应当明确,对于新型集资行为的非法性认定问题,应当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内涵,一方面整体把握严厉打击集资犯罪的精神,明确严厉打击集资犯罪并非意味着“涉嫌必定”、“定罪必重”,另一方面,把握金融安全与金融创新的平衡点,在立法不变前提下进行刑法的限缩性规制,主要体现为坚持责任主义、抵制“负责主义”在刑事领域的适用,并且坚持主观归责与客观归责的统一。并且,从集资参与人的角度出发,集资参与人在上述案件中往往对最后的危害结果起催化作用,行为人可能缺乏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应当肯定存在出罪的可能性。在重申刑法谦抑性的基础上,本文主张,对于金融创新行为涉嫌集资犯罪的,一个以行政法和民法规制为主、以刑法规制为辅的规制体系更有利于实现金融安全的刑法保护与金融创新的空间保留之间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