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及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货币政策一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当局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密切相关，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灵敏、畅通是货币政策有效的基础，因此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理论一直是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如果从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及其影响程度的角度看，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可划分为以货币途径(包括货币价格途径和货币数量途径)为主的“货币传导机制”、“货币渠道”或“货币观”(Money View)和以商业银行的信贷途径为主的“信用传导机制”、“信用渠道”或“信用观”(Credit View)两种。　　结合我国转型期货币政策操作实践，考虑到:(1)在目前利率管制条件下，我国通过利率影响总需求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传导机制还未能真正形成;(2)我国股票市场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股票价格与企业实际投资价值有所偏离，股票投资占居民家庭全部财富的比重较小，财富效应并不显著，我国货币政策通过非货币资产价格渠道传导的机制也未完全形成;(3)在转型期我国经济的市场化基础和货币金融体系完全发育成熟之前，我国企业对商业银行较强的融资依赖性以及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信贷经营行为的较大影响力，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主要通过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传导到实体经济。因此，本文将我国转型期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　　此外，考虑到:一方面，1993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开始逐渐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由传统的贷款规模转向货币供应量，探索货币政策新的操作模式和传导渠道;另一方面，1998年我国在取消信贷规模控制后，中央银行开始大量采用间接的以货币供应量为主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我国货币政策通过货币渠道的传导作用日渐明显。因此，本文在研究转型期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的同时，也对货币传导机制给予相应的关注，并在实证研究中对两种渠道的传导效应进行了比较研究。　　针对1998年以后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效应不显著的问题，国内学者主要从我国货币供给与需求，货币政策目标及操作工具，商业银行行为及制度约束等方面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许多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抛开了我国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机制运行中面临的现实的区域经济金融环境差异。这实际上就暗含着货币政策传导的“全国统一的经济金融结构”假设，而忽视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必然要经历的经济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我国的实际国情。虽然，货币政策作为一个总量调控政策，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保持统一性，但在中国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的条件下，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可能会由于遭遇区域传导和作用效应的空间上的不均衡，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整体效应。因此，在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一般性影响因素的同时，应正视并尊重我国实际存在的巨大的区域经济金融差异，从区域视角探求进一步改善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的途径，这样有利于弥补我国以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方面的部分不足，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总体宏观调控效力，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金融的综合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本文从区域视角对我国转型期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进行研究的主要原因。　　本文主要以我国1998年前后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机制转型期为背景环境，以我国转型期区域经济金融分异规律为现实依据，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区域视角分析论证了我国不同区域经济金融总量和结构差异对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有效性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我国统一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的部分政策区域差别化建议。全文分为两大部分，共9章。第一部分(包括一、二、三、四章)主要着重于对我国转型期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的总体论述;第二部分(包括五、六、七、八、九章)主要着重于从区域视角对我国转型期货币政策信用传导进行分析研究。具体章节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导论，总体阐述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基础、研究内容与框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创新。　　第二章对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机制进行理论综述，并结合我国实际对货币政策信用和货币传导渠道分别进行总结和评价，为论文的研究奠定了基本研究框架和理论基础。　　第三章在简要回顾我国转型期货币政策的基础上，寻求我国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机制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为论文进行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的实证分析奠定历史逻辑基础。本文研究认为，以1998年为分水岭，我国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机制发生了比较明显的转型:(1)我国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的投放主渠道由再贷款和部分外汇占款向外汇占款、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等多元化投放渠道转变;(2)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逐步由1998年以前的信贷规模控制和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直接调控转向1998年之后的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和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间接调控模式;(3)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由原来以银行贷款占绝对主导作用的信用传导机制逐步转向信用渠道和货币渠道共同传导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但信用传导机制仍然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渠道;(4)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在1998年以前相对比较显著，但在1998年之后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有所下降。　　第四章在前两章转型期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理论和实践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最新发展的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的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单位根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以及向量自回归模型，对转型期我国货币政策紧缩期和扩张期两个阶段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下一步将深入研究的转型期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效应弱化问题。结果表明，(1)转型期我国货币政策是通过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共同传导的(这个结论也同时验证了我国信用渠道的现实存在性);(2)转型期无论是货币政策紧缩期还是扩张期，我国货币政策通过信用传导渠道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时效更加久远;(3)转型期，我国货币政策信用渠道和货币渠道的传导效应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在货币政策紧缩期，信用渠道是主渠道;在货币政策扩张期，货币渠道是主渠道;(4)1998年以前，我国货币政策扩张期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效果比1998年之后的货币政策紧缩期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效果更为显著(这个结论验证了国外经济学者关于货币政策紧缩期效应比扩张期效应更为显著的研究结论)。　　第五章在前述实证研究表明的我国转型期货币政策信用渠道的存在性基础上，从区域角度展开对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的理论研究。从静态的角度分析，由于区域间生产要素的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的不完全可分性、商品和劳务的不完全流动性，导致了区域经济金融发展的客观差异。从动态的角度分析，通过区域经济不均衡增长理论和倒“U”理论，阐述了区域经济发展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的动态发展规律。最后运用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成果，通过分析统一货币政策对不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利与弊，探讨了统一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效应的不均衡性问题，为论文从区域视角研究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启迪。　　第六章主要对我国转型期商业银行、企业和消费者行为对货币政策信用渠道传导的影响作用以及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为论文分析确定影响货币政策信用渠道传导的一般性影响因子以及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和提高转型期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的对策研究奠定基础。　　第七章从转型期我国影响货币政策信用渠道传导的现实性出发，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进行了详细分析，深入研究了区域经济金融基础差异对转型期货币政策信用渠道传导效应的影响作用，并对我国的31个省区进行了聚类分析，将全国31个省区划分为较发达区域和发展中区域两个货币政策区域，为下一步有针对性地提出部分区域差别化货币政策对策研究进行了铺垫。　　第八章在前述货币政策区域化理论和我国货币政策信用渠道区域传导不均衡性实践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的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对我国统一货币政策冲击在不同区域的效应差异进行实证研究。按照转型期我国宏观经济发展以及货币政策及其传导机制转型情况，本文分1998年前后两个阶段分别对广西和上海两个区域的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1)我国统一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渠道在不同区域均有效(该结论再次验证了我国货币政策信用渠道的存在性);(2)我国统一的货币政策通过信用渠道的传导效应在同一区域的不同时期具有一定差异性;(3)我国统一的货币政策通过信用渠道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区域的传导效应具有差异性(该结论验证了我国转型期统一货币政策的信用渠道在不同区域的传导存在不均衡性)。　　第九章在前述我国转型期不同区域经济金融差异对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有效性影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推动商业银行市场化改革、规范和加强中小企业融资、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中介体系、增加为企业和消费者服务的银行机构数量以及实行部分区域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政策、利率浮动政策、再贷款政策、再贴现政策和窗口指导政策等有助于改善和提高转型期我国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渠道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