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太的客厅”属于1930年代北平真正意义上的文艺沙龙。作为物理空间,其形成于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后因时局迁到长沙、昆明、宜宾等地;作为文化空间,其通过《大公报·文艺副刊》进行文学实践活动,把握文化权力和象征资本,影响舆论;作为社会空间,其助力文人迈进文坛获得相应地位,却以其自身的精英属性带给文人压力。在沙龙蓬勃时期,它推动北平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其学人圈具有的民族情怀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特有的。“太太的客厅”在北平城内的定居和北平城外的迁移过程中,其学人圈体悟社会现实疾苦,逐渐走出象牙塔,流亡过程中,用文字鞭挞社会当局,为民族存亡奔走呼号。梳理沙龙的历史过程,既可以窥探社会时局的变化,又使得内部成员精神世界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呈现出民国文学场在社会因素影响下的理性趋向。此沙龙在北平辉煌时期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发表阵地,参与“《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等事件,把握了文化话语权,利用报刊营造北平文学氛围,为文艺事业作出贡献。沙龙学人圈于创作中反映现实生活并寄托对民族国家的担忧。国难时期,更多人从事文艺实践活动,为社会公共议题积极发声,这些文学实践表现出他们对文艺与政治的调适,“太太的客厅”学人圈发出的民族话语是重新审视民国历史的一个侧影。依照“占位”“惯习”等相关理论的启发,“太太的客厅”显示出它的双面性:从社会交往的角度看,场域外部的人获得青睐并进入场内,进而取得文坛位置,这使得沙龙作为文人成长的阶梯,具有提携文坛新人、助力作家改变身份的作用;同时,这种“占位”过程改变了原有的文学秩序,使得更多人向往沙龙。非精英出身或非国外留学背景的人在此沙龙中倍感压力,这种自卑感和压抑感带来的沉默成为他们与沙龙中其他人交流的阻碍。总体而言,1930年代的北平文坛热闹而璀璨,丰富的文学实践活动夹杂着社会民众的诉求。“太太的客厅”作为其中一处文学场域,讨论它的意义在于重新认识沙龙具有的文化和社会作用,以及其学人圈对民族国家的真正态度。在民国文学历史的研究视野下,沙龙不应总是文人类聚的表现,作为文化现象,它在历史长河中值得获取新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