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文化从上世纪90年代左右开始,备受学术界关注,逐渐成为专家学者们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与此同时,视觉文化研究也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争论。争论的热点问题包括:视觉文化是一个新兴的独立学科,还是文化研究、传媒研究、艺术史和美学的分支?视觉文化研究仅仅和图像有关吗?那么,从抽象的理论层面上看,什么是视觉性?视觉性的本质是什么?看的活动与视觉权利有什么关系?尼古拉斯·米尔佐夫是美国视觉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非常关注这些问题,并从他的独特视角为这些问题做出了回答。首先,他围绕视觉文化研究的争论界定了视觉文化研究的范围,明确指出视觉文化日常生活化正是后现代主义生活的显著特点,使学界对视觉文化学科界定的争论基本尘埃落地。其次,在他后来的研究中,视觉性、权力与空间成为其视觉文化研究的主题,而且通过全新的研究视角——艺术视角,展开对视觉性与“看的权利”进行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国内尚无对美国学者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理论研究专著,本文是国内第一篇系统探讨其思想理论的博士论文,在此意义上,本选题具有创新意义和学术价值。米尔佐夫的理论研究涉及艺术史、政治学、哲学等诸多领域,作为艺术史学家及理论批评家,他界定“视觉文化”的学科边界,并因此闻名世界。时至今日,他依然笔耕不辍,不断发展自身思想,释放出耀眼的视觉文化研究的思想火花。本文以米尔佐夫的视觉文化理论为出发点,系统地解读和梳理了米尔佐夫的视觉理论中关于视觉性理论的发展变化。笔者根据手中掌握的第一手英文资料,反复细读,在此基础上加以思考和总结,大胆地进行推导,得出一些独立见解。论文深入、系统、全面地进行了背景分析、概念厘清、内涵揭示,做出了宏观的理论概括和客观评价。论文力求对米尔佐夫的视觉文化理论中关于视觉性和权利、空间的内容进行发掘,将其独到的见解和开拓性贡献,以及他理论资源的价值,奉献给国内学界,希望能引起对米尔佐夫进一步的重视和关注,同时也希望促进国内视觉文化理论的发展,做出自己的些许贡献。绪论部分主要介绍米尔佐夫的成长经历、学术成就、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本论文创新点。作为当代视觉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之一,米尔佐夫以界定了“视觉文化”的学科边界而闻名。《视觉文化导论》、《视觉文化读本》和《看的权利》等著作,展示了米尔佐夫视觉文化理论发展的大致脉络。他的有关论文和著作被译成包括汉语在内的多种语言,并多次获得学术奖项和资助。米尔佐夫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在他的有关著作和论文中对福柯、本雅明、朗西埃、拉康、德里达、德勒兹等理论家的思想和观点多有涉及。米尔佐夫是视觉文化研究中美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我国国内视觉文化研究具有一定的影响,需要引起进一步的重视与研究。第一章主要探讨了米尔佐夫的视觉文化理论中的“视觉性”这一核心概念,即对这个概念的本质及发展谱系进行研究,并且对于视觉性这个概念在中文语境中的意义做了梳理,指出视觉性的实质就是视觉统治。据米尔佐夫考证,苏格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在1841年首次使用了视觉性这个术语,用来描述但丁的《神曲》:“它的每个部分都是以强烈的真诚尽力成为真理,成为清晰的视觉性。”米尔佐夫在2011年出版的《看的权利》一书中想要解决“视觉性、反视觉性及看的权利”等问题。对于米尔佐夫来说,视觉文化最基本的政治含义确切的就是回视/看的权利问题。沿着这些方向定义,视觉文化就不再必须是关乎图像,而是关乎制造世界的方式,并且正是这种转变占据了米尔佐夫思考的关键位置,这一点非常出色地继续和扩大了米尔佐夫已经对该领域的主要贡献。米尔佐夫对视觉性的重新定义为这种变化提供了极好的范例。视觉性的概念实际上指的是一整套关于要求组织这世界的机制,而且,通过如此做法,让潜在的权力变得自然而然,这些权力是由对现实的暴力改变来复制和完成的,它就是使权威清晰可见的东西,视觉性就是霸权思想自我授权倾向的表达方式。视觉性本质上就是视觉统治。第二章的内容围绕视觉文化的另一个概念“反视觉性”展开,从反视觉性的概念、实质、发展谱系以及实践等几个方面进行展开。米尔佐夫受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印度裔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对历史类型进行分类的启发,把视觉性也分成了两种类型:视觉性1和视觉型2。视觉性1构建了关于中央集权的和/或独裁领袖的现代性的连贯清楚画面。视觉性1就是支持建立中央集权权威和独裁领袖的权力模式,实行现代性的管理方式,营造了一种秩序井然的现代社会图景。视觉性2描画的是反抗中央集权权威的个体或集体。在现实世界,对权力而言,视觉性2被描述为野蛮的、未开化的或者生活在现代时期的“原始人”。米尔佐夫指出,反视觉性的叙事话语,对社会忽视的边缘个人或群体如妇女、儿童以及奴隶和无产阶级予以关注,也是对托马斯·卡莱尔提出的英雄主义视觉性的一种倒置,创造出视觉性的反英雄。反视觉性究其本质,就是米尔佐夫强调的所谓贱民阶层通过“大罢工”的形式要求“看的权利”。看的权利不是关于看的行为,而是一种政治主体性和集体性的要求。正是基于福柯的反历史话语,米尔佐夫建构了反视觉性这一概念。他认为“反视觉性就是对视觉性整体进行重新配置的尝试”。视觉性属于“权力”的领域,而反视觉属于“权利”的领域。因此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分歧,争论什么是可见的、哪些可见因素司空见惯以及如何标示这种司空见惯。反视觉性的发展谱系和实践,主要体现在艺术作品、社会实践以个人以及集体的抵制行动方面。反视觉性利用了卡莱尔的英雄理论创造了反视觉性的英雄,凭借其自身的无政府形式,采取个体或集体抵制的方式,最终以“大罢工”的形式抵制视觉权威的统治。通过拒绝工作的方式,再现了劳动、自由、权利和废除奴隶制等系列观点。“大罢工”最终成为一种成功的革命策略,经历了“大国庆节”、“五十年节”等形式在理论上的发展,得到了激进分子和废奴主义者的推崇,并且付诸实践,成为提倡英雄与英雄主义的变革手段。第三章主要探讨了米尔佐夫所提出的概念“视觉性情境”的发展阶段及其特征。视觉性“缝合了权威与权力并且使这种联系‘顺其自然’”,而反视觉性,或者“看的权利”,不断地干扰、破坏、抵制视觉性的具体实施及通过殖民与反殖民语境进行的宣传。米尔佐夫通过三个主要情境展示了这种逻辑的出现和发展:种植园情境(1660-1860年);帝国主义情境(1860-1945年)及军工情境(1945年至今)。在每个阶段,他都竭尽全力地展现视觉权威施加在奴隶、被剥夺了权力的以及在地球南部的“当地人”身上的邪恶和暴力的后果。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竭尽全力展示了视觉性权威的每一次立法都遭遇了一系列的抵制行为、异议行动及观看的其它方式。米尔佐夫论述“种植园情境”时,追溯了在跨大西洋奴隶三角区中监视政体的建立,该政体使用地图、自然史以及法律力量使监工的权威合法化。“种植园情境”,也就是由种族主义“建设”起来的“种植园视觉性”景观。在讨论“帝国主义情境”时,米尔佐夫探讨了帝国主义视觉性以及在卡莱尔的英雄和詹姆斯·安东尼·弗洛德的新凯撒的身上表现出来的权威的视觉化。军事将领能够将整个战场视觉化,还能将历史展开予以想象。卡莱尔认为英雄可以通过对曾经的奴隶的管理来阻止现代性造成的混乱,这种观点被殖民扩张充分证明已陷入了矛盾之中。帝国主义视觉性则体现了种族化的等级制度,以及将“文明”的殖民者与“原始的”当地人分隔开来,实现了利用空间隔离制度进行统治。借助于基督教传教士和正在出现的社会科学,使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变得合情合理。帝国主义视觉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作为语言的文化作用。传播帝国主义视觉性的主力军是基督教传教士,他们将自己视为卡莱尔意义上的英雄,通过《圣经》给黑暗带来了光明。“军工情境”源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之语,是对当时美苏之间“冷战”的警告。米尔佐夫认为,反叛乱的暴力肇始于阿尔及利亚革命。米尔佐夫强调了阿尔及利亚人的去殖民化的矛盾对于“军工视觉性情境”的出现及强化的影响。后全景监视视觉性使用图像作为策略武器,将把对人口进行监视合法化的全球反叛乱的危机予以视觉化,并且规范了信息的流动。此种管理方式催生了“死亡政治”政权的出现。就像南非的政治理论家阿希尔·曼波指出,在战争背景之下的人口控制应该考虑为“死亡政治学”(necropolitics),即关于谁生谁死的问题,使“泛化的人类存在工具化以及人类身体与人口实质性毁灭。”结语部分概括了米尔佐夫视觉文化理论研究的特点和意义,并指出了米尔佐夫视觉文化理论研究的不足及历史局限性。米尔佐夫的视觉文化理论研究具有创新性,在视觉文化研究中拓展出了一种新的领域,那就是对视觉性、权力及空间的探究。米尔佐夫对视觉性、视觉权利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模糊了视觉文化研究的学科边界,并且深化了这一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维度。但是,米尔佐夫的视觉文化研究理论也存在着不足和历史局限性,单纯的视觉无法全面地还原历史。